祯祥's profile福禄祯祥 Happiness & Luck - ...PhotosBlogListsMore ![]() | Help |
|
福禄祯祥 Happiness & Luck - 转载空间主空间 - http://fuluzhenxiang.spaces.live.com 6/28/2007 慰安妇广告“弄巧成拙” 日政府努力“前功尽弃”06.27 10:17
【共同社6月26日电】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26日表决通过了有关日军随军慰安妇问题的决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年4月访问美国时曾向国会有关人员表明歉意,因此认为决议可能不会被表决的看法一度增多,但现在情况又发生了转变。究其原因,可能是新闻工作者樱井良子等人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刊登的意见广告刺激了美国,重新唤起美国对该问题的关注。日方错误认识了美国国内的气氛,反而弄巧成拙。
▽议员直接进谏议长
樱井等人本月14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刊登广告称“慰安妇是世界上到处可见的公娼制度之一。原慰安妇的证言反复无常”。这使得日本驻美国大使馆的官员苦不堪言。原本以为不刺激美国是使决议不被表决的“上策”, 但广告内容使一切都前功尽弃。而且前经济产业相平沼赳夫、自民党众议员稻田朋美等安倍亲信的联名赞同无疑更加触动了美国敏感的神经。
“看了这篇广告了吗?”一直在推进这一决议的美国众议员迈克・本田直接找到了掌握着众议院实权的议长佩洛西。据称没有看过这篇广告的佩洛西手持报纸陷入了沉思。
佩洛西是直接听到安倍“道歉”的议会干部之一。她和本田以及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兰托斯等人都来自加利福尼亚州选区,由于近年来选区内韩裔选民大量增加,因此她被认为对该决议倾向于同情,但是在安倍进行了解释后也顾及到对日美外交的影响,有消息称佩洛西对决议案的态度转为慎重。但是,这则广告完全改变了佩洛西的想法。
▽国内政治的角度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国会先后四次提出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对日决议案,但是,直至去年才首次在委员会表决,迄今为止还没有在全体会议上表决过。
本田议员表示此番“并非是要打击日本”,强调是从人权角度进行的考虑,成功地获得了民主、共和两党的广泛支持,美国各大媒体也进行了声援。
曾较多参与布什政府对日政策的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迈克尔•格林分析认为,去年11月中期选举后国会势力发生逆转很重要,指出“(民主党领导层)间接地牵制了布什政府。尽管深知考虑到日美外交则不应该支持这一决议案,但是民主党还是从国内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
▽慌忙灭火
今年1月本田议员再次提出慰安妇问题议案后,日本驻美国大使馆的有关人士称大使馆官员“几乎走访了所有美国众议员的办公室”,请求不要使决议案提交表决。风波稍平之后的3月初,安倍晋三却又在慰安妇征集问题上发出否定“狭义强制性”的言论,又增加了美国对日本的不信任。
安倍晋三4月访美期间亲自向美国国会干部进行解释,但之后对随行记者强调“不是向美国谢罪”,对此,连亲日的共和党有关人士也感到诧异,称“到底想干什么”。
但是,或许日本首相官邸已经知道在《华盛顿邮报》刊登的广告不妙,所以着手“灭火”。
对于那些原本赞同刊登广告的自民党议员,同属保守派的官房副长官下村博文劝说他们“不要乱来”。最后安倍身边的骨干议员纷纷表示“取消赞成”,自民党内表示赞同的只有以新议员为主的29人。
对于首相官邸的举动,在广告上联名赞同的一人表示不满称“这是在封杀安倍特色”。某自民党议员甚至不屑一顾地称,“根本就不要在乎美国众议院的决议。世界上没有比那更差劲的国会了”。(完)
安倍26日就慰安妇问题决议案答记者问
06.27 11:29
【共同社6月27日电】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6日下午就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表决有关慰安妇问题决议案一事答记者问。具体内容如下。
记者:美国众议院之所以会出现要求日本政府就随军慰安妇问题道歉的决议,不就是因为过去的解释得不到美国认同的缘故吗?
安倍:没有什么可补充的。
记者:事态发展到现在这种状况,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安倍:此事由美国议会作出判断和决议,我认为不应妄加评论。
记者:以往围绕征募慰安妇的所谓“狭义和广义的强制性”的讨论是否行不通?
安倍:没有什么可补充的。
(下午5点57分于首相官邸) 6/27/2007 日本再次在中国产一次性牙膏中检出二甘醇日本再次在中国产一次性牙膏中检出二甘醇
06.27 13:20
【共同社6月27日电】日本爱知县26日发布消息,名古屋市的化妆品产销公司“日本Grande Champagne”(社长冈内英雄)销售的中国产牙膏中被检出了有害物质二甘醇,该公司已开始对出货的约300万支牙膏进行回收。
截至目前还没有因该牙膏导致健康损害的报告。由于二甘醇含量极低,爱知县方面认为其“立刻对健康造成影响的可能性较低”。
据爱知县方面称,此次回收的对象为“MTK牙膏”,每支牙膏中检出了3%的二甘醇。
该公司去年8月至今年6月在北海道、东北、关东、东海、中部地区等通过批发商向80多家宾馆和旅馆提供了约302万支一次性牙膏。目前已有半数被消费。
此前熊本、新澙县等地公司进口的中国产牙膏也因被检出二甘醇而开始回收。(完)
日本也在中国产牙膏中检出二甘醇
06.15 21:54
【共同社6月15日电】日本厚生劳动省15日宣布,三种主要在宾馆饭店使用的中国产牙膏中发现了有毒物质二甘醇,负责进口并销售该牙膏的企业都已开始主动回收。
虽然此次检出的含量很少,厚劳省称“如此剂量不会危害健康”,但还是呼吁人们避免使用。据悉生产销售普通零售牙膏的14家主要厂商报告说,“没有检出(二甘醇)”。
本次主动回收的是大型旅行社JTB的子公司JTB商事经销的“Cool•White”和“Js’BEAU-FRE”、以及昭和刷子公司(总部位于爱媛县内子町)经销的“BEAU-FRE”。
这些牙膏均为中国产,每支约3—5克,和一次性牙刷配套出售。JTB商事仅在5月就向全国的宾馆饭店发货约108万套。而昭和刷子公司则表示“正在统计发货量”。
由于5月以来中国产牙膏在美国被发现存在问题,因而厚劳省要求日本的企业也着手调查其安全与否。(完)
6/24/2007 多维新闻采访波士顿炎黄艺术会创办人蒋红丰富华人音乐生活
多维社记者吕贤修报导
翻阅帕格尼尼之星音乐会的节目册,“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以越剧的部分曲调为素材,写成一首单乐章标题协奏曲。全曲以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中,较有代表性的三段剧情:相爱、抗婚、化蝶为主要内容。第一部份呈示部:在轻柔的弦乐颤音背景上,长笛吹出了优美动人的,鸟鸣般的华彩旋律….”像这样的乐曲解说,在中英对照的节目册中,占了近一半的篇幅,可以发现这是一本用心的制作,更不难想象幕后有一位用心良苦的策划人。(chinesenewsnet.com)
蒋红认为,好的主题、高水准的演出者,是音乐会最重要的两件事。(多维记者吕贤修摄)
波士顿炎黄艺术会,是在1999年成立的非营利组织。创办人蒋红,目前全职工作是电脑工程师;丈夫李帆,则是当地知名的钢琴演奏及教育家。因为丈夫,她喜欢上古典音乐。在过去,李帆曾于当地举办过一些小型音乐会。她由此发现,许多中国音乐家,在美国的演出机会不多。99年,适逢中国建国50周年、他因此想办一场大型的音乐会。(chinesenewsnet.com)
当时他与波士顿许多华人团体联络,建议由他们出面,她来出力。但那年碰巧发生李文和事件,许多人担心,此时强调中国,会引发反感。眼看原先的策划将半路夭折,蒋红决定自己接着做,炎黄艺术会也在此时成立。(chinesenewsnet.com)
多年来,炎黄艺术会维持着每年举办1至2场音乐会的纪录,而且几乎场场爆满。原因无它,对于音乐会,蒋红坚持高水准,而且提早1年开始计画;至于策划过程,她全程亲自参与;此外,还有一群外州的好朋友为其跑腿宣传。(chinesenewsnet.com)
回想最辛苦的一次,03年,蒋红邀请闽惠芬来美演出。演出2周前,她半夜接到电话,说签证出了问题。她立刻在网上找齐了资料,一早寄出。原本移民局作业要15天,她不断打电话催促,结果7天就批下来。她以扫描电邮寄回中国,闽惠芬在周五下班前拿到签证,隔天就飞到美国。演出当晚,坐在台下,蒋红的心中百感交集。她回忆闽惠芬下飞机时两人的对话,“蒋红,你真是锲而不舍。换做是别人,早就放弃了。”“闽老师,我怎么能放弃。妳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等着你。”(chinesenewsnet.com)
音乐会成功,观众反馈也很热烈。她记得99年的音乐会结束后,一位听众半夜发电子邮件给她,说自己听了音乐会,很激动,整夜睡不着,还建议办黄河大合唱。后来,蒋红真的办了“黄河之声”音乐会。没想到,一位听众听了音乐会,非常兴奋。回家的路上,一路开车一路唱,结果闯红灯被开了罚单,她笑着说。(chinesenewsnet.com)
蒋红认为,好的主题、高水准的演出者,是音乐会最重要的两件事。因此,炎黄艺术会所举办的演出,向来以曲目丰富闻名。比如“黄河之声”,结合中国3大名曲:《黄河大合唱》、《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以及《黄河》钢琴协奏曲。套用她的话:这样观众听来特过瘾!
每次门票售完,音乐会圆满结束,都是蒋红最自豪的时候。(多维记者吕贤修摄)
在06年举办李云迪独奏音乐会时,她便已开始打算:明年要做什么?06年夏天,蒋红回中国,碰巧看到一盘磁带,是一群世界著名的钢琴家所合作一场音乐会。因为自己喜欢小提琴,所以想起了中国的这几位帕格尼尼。(chinesenewsnet.com)
但要在波士顿、纽约连演两个周末,还要配合不同演出者的行程,谈何容易。蒋红向他们强调的,是炎黄艺术会的口碑,以及历史上第一次的合作机会。有趣的是,原本只打算邀请3位。10月,当广告传单准备送印时,蒋红上网核对宣传资料,搜寻帕格尼尼,突然跳出宁峰得到06年帕格尼尼大赛首奖的消息。蒋红马上与他联系,然后撤回所有宣传资料。(chinesenewsnet.com)
接着,4月4日的排练,黄蒙拉原本预定在当天下午到波士顿,但不料要上加拿大航空时,才发现需要过境签证。蒋红描述,黄蒙拉立刻搭特快车回伦敦办签证,晚上9点才到波士顿。因为这是一次很重要的排练,乐团一直等到10点。顾不得搭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还有6个小时的时差。一进场,黄蒙拉打开琴盖就往台上冲。(chinesenewsnet.com)
这是蒋红与黄蒙拉的第一次合作,她观察,黄蒙拉说话算话,喜欢打电脑、看小说、兴趣多样。至于宁峰,憨厚、认真。03年时两人曾合作,当时她听这个小伙子拉得很好,问他怎么不去参加帕格尼尼大赛。他说,他会去。结果,居然真的得奖了。黄滨与蒋红是旧识。在她眼中,黄滨像个大姊姊,总是照顾2个弟弟。此外,为了音乐会的曲目如何安排,主动给她打了好几次电话。而吕思清,蒋红对他演奏的《梁祝》,可用“着迷”形容。因此,成为这个曲目的不二人选。(chinesenewsnet.com)
“我真的很喜欢他们!”蒋红说。她指出,集合这几位演奏家,不是一种竞争,而是站在同一个舞台上,显现中国演奏家的优秀与团结。
这些年来,蒋红最大的成就感,是在卖票的过程中,得到许多人的感谢。“有这样的音乐会,真是不容易!”许多人告诉她。此外,每次门票售完,还有音乐会圆满结束,见到大家起立鼓掌,都是她最自豪的时候。(chinesenewsnet.com) 多维新闻:吕思清、黄滨、黄蒙拉、宁峰访谈实录DWNEWS.COM-- 2007年4月16日5:13:12(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多维社记者吕贤修报导∕1987年吕思清、1994年黄滨、2002年黄蒙拉、2006年宁峰,以上4人,是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冠军的历届中国得主,合称“帕格尼尼之星”。(chinesenewsnet.com)
4位帕格尼尼大赛冠军得主,3首中西方最受欢迎的小提琴协奏曲,2007年4月7日,多维记者参加了这样的一场史无前例的音乐会。(chinesenewsnet.com)
当小提琴的A弦奏出柔和的诗意,大提琴潇洒地回应以爱慕。这一刻,台上、台下,似乎立即在《梁祝》中找到共通语言。身旁的小女孩,依偎在父亲的肩上,陶醉地闭上双眼。不远处,小男孩兴奋地指指点点,提醒妈妈节目单里的中文解说。(chinesenewsnet.com)
吕思清、黄滨、黄蒙拉、宁峰,合称“帕格尼尼之星”。(多维记者吕贤修摄)
(chinesenewsnet.com)
1000个座位坐满了听众。放眼望去,8成以上是华人,近2成是小孩。璀璨的音乐厅,相形之下,家长们的穿著略显朴素。但孩子们,有些穿著小礼服,有些手里还提着琴。这样的画面,似曾相识。只不过,时空移至波士顿的乔登厅(Jordan Hall)。(chinesenewsnet.com)
双弦、拨奏、连音,帕格尼尼第24号随想曲,11段变奏在4把琴之间来回飞窜。有时,又像是4把弓在拉同一把琴。精巧的炫技乐段,即便演出者的脸上写满自信,但闭上眼睛,画面却像只生鸡蛋在琴弦间跳跃。华丽的和弦,为音乐会划上圆满的句号。鲜花、掌声、欢呼,一路簇拥至场外。(chinesenewsnet.com)
孩子们端着唱片,排着队请偶像签名。仰慕的神情,映射眼前巨星的风采。“现在西方人真的看到了中国古典音乐市场,包含在美国的华人市场。首先,音乐厅坐满了听众;另外,哇!这么多小孩,古典音乐有希望了。”记者不禁回想起演出主办人蒋红的话。(chinesenewsnet.com)
透过炎黄艺术会居间牵线,吕思清、黄滨、黄蒙拉、宁峰,4位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冠军,4月7、14日分别于波士顿及纽约同台演出。曲目包含:孟德尔颂小提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帕格尼尼《钟》、萨拉萨特《流浪者之歌》、《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西贝流士小提琴协奏曲,以及为4把提琴改编的帕格尼尼第24号随想曲。(chinesenewsnet.com)
“现在西方人真的看到了中国古典音乐市场,包含在美国的华人市场。”(多维记者吕贤修摄)
(chinesenewsnet.com)
2场演出之间,多维记者在波士顿专访了主办人及4位演奏家。吕思清当日不克参加,隔天的排练现场,记者有机会与他短暂交谈。走下高不可及舞台,4人的亲和、幽默,在以下的闲聊过程中处处可见。(chinesenewsnet.com)
(chinesenewsnet.com)
(访谈前)(chinesenewsnet.com)
黄蒙拉:吉他真是太……好听了,尤其是手指滑动时的声音。宁峰:吉他其实跟竖琴有点像,弹一下,余音可以延续很久,小提琴就没办法。黄滨:还有一种琴也很特别,鲁特琴,形状像个大杓子。黄蒙拉:哎,昨天我们吃的那种菜叫啥?蒋红:瓢儿白,是一种白菜。黄蒙拉:我就老想到吃的……(4人大笑)(chinesenewsnet.com)
(访谈开始)(chinesenewsnet.com)
多维:3位都是帕格尼尼大赛冠军,谈谈自己与帕格尼尼的第一次接触。(chinesenewsnet.com)
黄蒙拉:第一次接触帕格尼尼,嗯……大约在附中2年级。喔!不是,大约是附小的5年级。很骄傲,嘻……那是他的第15号随想曲。只记得蛮难的,我不知道老师为什么给我这么难的曲子,但还是把它啃下来了。帕格尼尼在我的印象中,总是练习技术必经的一条路。一直高中将毕业时,才觉得有些意思。他的曲子也有美的地方,旋律易懂,而且不是那么俗。其实那段时间,蛮喜欢帕格尼尼。因为我不算是神童,很晚才开始学琴,帕格尼尼对我算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作曲家。从他开始,我渐渐地理解更多的音乐。(chinesenewsnet.com)
黄滨:我第一次接触帕格尼尼,大约也是读附中、附小的时候。为了参加比赛,练了第5号。只觉得很难、很快。后来也领略了他的音乐语言,不光是技术。(chinesenewsnet.com)
宁峰:我第一次拉帕格尼尼,是15年前考附中时,当时拉了他的《无穷动》。虽然这首曲子只有3分钟,但只记得拉完了很累。记得其中有一段,我还多反复了一次,还有地方跳过去一次。当时老师在台下一定觉得:耶,这个孩子是不是绕不出去了,怎么少了一节?噢!还结束了。(chinesenewsnet.com)
我以前从没拉过帕格尼尼的协奏曲,但去年光是比赛前就拉了3场,而且唱片合同,也是一套帕格尼尼的曲子。既然正好练了这么多,这也是我去年想参赛的原因。(chinesenewsnet.com)
在中国,许多人的确对帕格尼尼有误解,认为纯粹只是技术。但这些不是练习曲,而是随想曲,这些曲子是为了音乐会而写。许多人认为他的曲子无聊,练下来就好了。但透过演奏家,可以让听他的音乐成为一种享受。(chinesenewsnet.com)
黄蒙拉:其实没有让人厌烦的曲子,只有让人厌烦的演奏。(chinesenewsnet.com)
多维:1987年,吕思清得奖后,被称为“东方第一帕格尼尼”。你们后来陆续参加赛,帕格尼尼这4个字,有任何特殊意义?(chinesenewsnet.com)
宁峰:他是第一,等到我们,什么都没有了……(笑)。(chinesenewsnet.com)
黄蒙拉:当时我才7岁,连莫札特、贝多芬都还分不清楚,根本不知道帕格尼尼是谁。(chinesenewsnet.com)
黄滨:我与吕思清是同班同学。他得奖时,才17岁,同学们都觉得好了不起。后来我在世界各地参加比赛,帕格尼尼大赛,其实只是我计画中的一部份。老实说,当时不觉得这个比赛特别吸引我。(笑)我也不知道,如果我获胜,会成为东方第一位女性冠军。只记得决赛当天,身边全是男孩。
宁峰:其实参赛者还是女孩多。我参加的那一届,只有2个男孩子进入决赛。这项比赛,我一直想去。05年已经被邀请,但因为临时生病,只有弃权。参加这项比赛,原先也只是计画中的一部份。但获胜之后,我知道我不会再参加比赛了,我的比赛经历已经够了。这也算是参赛这几年来一个完美的句号,希望此后把更多精力用在演出或教学。(chinesenewsnet.com)
黄蒙拉:我其实有点懒,没有什么特别的比赛计画。当时好象是突然想到这项比赛,就去参加了。其实,比赛参加多了,我觉得每个比赛都差不多,评审几乎都是同一群人。在某一段时间内,参加比赛的也都是熟面孔。大家常说:又见面啦!这些比赛除了名称不同,只有奖金不同。帕格尼尼只算中等,但近年奖金越来越多。(chinesenewsnet.com)
黄滨:我是拿的最少的!(chinesenewsnet.com)
黄蒙拉:他拿的最多!(指着宁峰)(chinesenewsnet.com)
宁峰:没有……没有!(笑)其实得奖时,我很有感觉。因为颁奖时只说义大利文,我根本不知道我得了第几名。一般颁奖都是由下颁起,我一直默念:千万别是我、千万别是我……结果,第一个不是我,第二个就叫到我的名字。我当时心想:完了!这么早就被叫出去!结果原来是先发特别奖。(chinesenewsnet.com)
黄蒙拉:你这是不正常的,一般都是从第6名发起。到第2名出去时,我就知道结果了。反正听不懂义大利语,给你奖,你拿就是了。我觉得,比赛有点像压宝,参加的比赛多了,总会中一个。(chinesenewsnet.com)
多维:这次演出的选曲过程?(chinesenewsnet.com)
黄滨:本来是3个人演出。蒋红希望每个人选一首自己最喜欢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被指定给吕思清,黄蒙拉选了西贝流士,我原本最喜欢贝多芬,但因为太长,所以我选了孟德尔颂。后来宁峰得奖,加入演出,我把孟德尔颂让给他,想拉帕格尼尼的协奏曲,但还是太长了。而且我想,如果4个冠军,都没人拉帕格尼尼,好象有点对不起他。所以最后选了一首大约8分钟的《钟》,加上2首短曲子,也增加了多样性。(chinesenewsnet.com)
黄蒙拉:我与宁峰一样,收到邀请时,都不想拉帕格尼尼。我是因为帕格尼尼大赛后,几乎所有音乐会都要我拉帕格尼尼。几年下来,真的看到帕格尼尼就昏了。(chinesenewsnet.com)
蒋红:我原先也想,至少要有一首帕格尼尼。但他们2个都拉怕了,所以姊姊只有照顾2个弟弟。她说:那我来拉吧!压轴的曲子,我希望4人能一起拉,但4把小提琴的曲子不多,所以黄滨提了改编随想曲的建议。(chinesenewsnet.com)
黄滨:当时我正好学了一段时间的作曲。我说:那我把第24号随想曲改编成4个人来拉。原本想,如果做不出来,还有以前的老师可以帮忙。但不巧老师生病了,最后只有硬着头皮把曲子写完。
多维:有分配不公的地方吗?(chinesenewsnet.com)
黄蒙拉:没有。(chinesenewsnet.com)
宁峰:有,他把自己分到的一段推给我了。(chinesenewsnet.com)
黄蒙拉:噢!那段是因为有点难。(chinesenewsnet.com)
宁峰:不是难,是懒。我是最后一个得奖的,大家肯定都欺负我嘛!就像过去吕思清欺负他一样。(笑)(chinesenewsnet.com)
黄蒙拉:我解释一下,其实我们其中任何人,拉完整的24首随想曲都蛮轻松的。但把一首曲子改成他拉一段,我拉一段,这很难。因为我一开始拉,习惯性地就停不来。所以我把其中一段,让宁峰一次拉完。(chinesenewsnet.com)
黄滨:但实际上现场效果很好,观众一定会很喜欢。(chinesenewsnet.com)
多维:谈谈彼此的合作经验。(chinesenewsnet.com)
宁峰:我刚满18岁时,曾在吕思清的伦敦演出中,帮他的钢琴伴奏翻谱。这次,算第二次合作。(chinesenewsnet.com)
黄滨:以前只有3个帕格尼尼得主时,就看你们两个合作,你们都不理我!(chinesenewsnet.com)
宁峰,2003年以满分毕业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今年刚自柏林音乐学院取得硕士学位。(多维记者吕贤修摄)
(chinesenewsnet.com)
(chinesenewsnet.com)
黄蒙拉:因为你总在国外啊!当时我一直在上海,吕思清每次回来,主办者当然把我们两个放在一起。记得2004年与吕思清在新加坡的新年音乐会演出,一起拉24首随想曲。结果,他尽挑些简单的,前面12首,几乎都是我拉的(笑)。(chinesenewsnet.com)
多维:这次合作前有彼此关注?(chinesenewsnet.com)
宁峰:我肯定是会关注他们,他们肯定不会注意我。(笑)我想,这也都要感谢我们的小平同志。(chinesenewsnet.com)
黄蒙拉:你好会扯!(chinesenewsnet.com)
宁峰:确实是因为小平同志的开放,中国的学生才有机会出去参赛。他们得奖,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激励。(chinesenewsnet.com)
黄蒙拉:你真的很会扯!我也想知道,你到底关注我们什么?(chinesenewsnet.com)
宁峰:大概都是一些得奖讯息。噢!他又得了第一名,我们的距离又被拉开了。他们的唱片,我都听过,当然都很不错。首先,作为中国的这一代,我能有这样的同行,真的是一件很自豪的事。当然,有时也会发现,这个地方拉得很好,我要学习;这个地方,不怎么样,我要注意。(笑)(chinesenewsnet.com)
多维:中国名琴收藏风气,有待培养。谈谈你们手边的琴。(chinesenewsnet.com)
黄蒙拉:我觉得演奏家要找到一把好琴,真的要靠机缘。我现在用的琴,是18世纪的义大利名琴。是新加坡的一位有钱人“借”给我的。在这之前,我经常要换琴,但现在终于稳定了。(chinesenewsnet.com)
黄滨:好琴我买不起,我以前也是老要借来借去,很辛苦。2001年,中国造琴名人曹树坤造了把琴让我拉,我很喜欢,所以一直用到现在。(chinesenewsnet.com)
宁峰:学小提琴,换琴,是一辈子逃不掉的事。虽然钢琴也很贵,但辛苦10年,还是可以买一部好钢琴。但一把好的小提琴,对99.99%的人,辛苦100年,还是买不起。我在英国、德国读书时,也是总在换琴。好的时候,一把琴可以拉1、2年,不好时只有几个月,有时甚至无琴可拉。我现在的这把琴,就是老师推荐,一位德国现代造琴大师,在06年所制的琴。我参加帕格尼尼比赛,用的也是这把琴。当时我开玩笑:多数选手参赛用的琴,年龄都比自己大20倍;但我的琴,比我小20倍。(chinesenewsnet.com)
用好琴,这就好比,我喜欢唱歌,但嗓音很差,想唱一种声音,就是唱不出来。琴也一样,如果你手上的琴帮不了你,那是一件很恼火的事。
黄蒙拉:谈到恼火,借用别人的琴,就像你老在谈恋爱,但没办法结婚。每次用惯了一把琴,而且已经喜欢上一把琴,但最后把琴还给别人,那种不舍的感觉,就像失恋。(chinesenewsnet.com)
宁峰:而且像是被人甩了!(chinesenewsnet.com)
黄滨:我拉过许多名琴。每次参赛获奖,可以用别人提供的琴,在颁奖仪式上拉几分钟。帕格尼尼的“大炮”,我共借用过3次。我很喜欢那把琴,那种穿透力和色彩,可以启发你做一些从没想过的演奏尝试。而且你想做任何事,它都能反应,就像有生命一样。后来回头拉自己的琴,总感觉拉不下去。(chinesenewsnet.com)
黄蒙拉:那不是失恋,那是喜新厌旧!(笑)(chinesenewsnet.com)
多维:对于逐渐老化的古典音乐市场,中国是否是最后一块市场?(chinesenewsnet.com)
宁峰:记得有一年,我与一个维也纳的乐团回中国演出。当时听说,那一年单是新年期间,到中国演出的西方团体,就有300多个。但中国的古典音乐市场,不能算是完全年轻,而是年幼与中年的2块市场。中国有许多琴童,他们的父母愿意在此投资。(chinesenewsnet.com)
黄滨:我觉得现在网路上什么都有,对唱片市场不乐观。至于音乐会,中国许多听众的素养还可以再提升,最起码能在音乐会中保持安静。(chinesenewsnet.com)
宁峰:这点,与中国的历史有关。中国人习惯了进戏院看戏的那一套,就是要嗑瓜子,鼓掌叫好、,甚至在台下跟着哼哼唱唱。又好比有一阵子,我总被要求拉一些文革时的歌曲。古典音乐在中国,是2种不同的传统,需要时间磨合。(chinesenewsnet.com)
多维:你最近刚成为环球唱片旗下演奏家。李云迪、郎朗,都有专向中国发行的唱片,你呢?(chinesenewsnet.com)
黄蒙拉:环球唱片主要的作法,先让中国音乐家的唱片在中国及亚洲国家试卖,如果卖的好,就推广至全球。实际上,许多唱片是跟着音乐会走,音乐会在哪开,唱片就往哪里铺货。(chinesenewsnet.com)
多维:如果有机会与郎朗、李云迪、王建一起录唱片,希望是哪种唱片?(chinesenewsnet.com)
黄蒙拉:我觉得,这样合作,钢琴好象太多了……(笑)但如果与他们合作,我希望能多些中国曲子,更希望能在全世界大卖,让大家更了解中国。(chinesenewsnet.com)
用音乐带来快乐(chinesenewsnet.com)
多维社记者吕贤修报导(chinesenewsnet.com)
今年是吕思清获得帕格尼尼大赛首奖20周年,除了这次的演出,目前他也在中国及美国地举办多场纪念音乐会。对于20年前的参赛,他回忆,当时有3位前苏联选手进入决赛。外界都认为他们是热门的冠军人选。记得决赛当天,他看了义大利当地的报纸,一张大照片就是这3位苏联选手。但他们没料到,最后居然由中国选手夺冠。(chinesenewsnet.com)
对于这次难得的同台演出机会,他表示,20年前,他曾与很多人同台演出,肯定他是最年轻的。但这次的演出,自己却是年龄最大的。虽然如此,自己的心态还是很年轻。与这些80年代的小伙子同台,将会是非常愉快的回忆。(chinesenewsnet.com)
与所有中国的小提琴家相比,因为借用名琴的时间与次数最长,吕思清认为自己应该是最幸运的。得到芝加哥史特拉瓦名琴协会的资助,吕思清长年使用协会提供的琴。包含现在用的这把,价值超过600万美元,1742年的瓜奈里。(chinesenewsnet.com)
吕思清认为,音乐应给人带来快乐,音乐应该是快乐的学习过程。吕思清与家人摄于排练现场。(多维记者吕贤修摄)
有感于此,过去几年,吕思清在中、港举办了许多名琴音乐会,目的在教育中国的收藏家。他认为,中国收藏的风气已经成形,但多数限于瓷器、书画等中国传统艺术品。因为熟悉,而且可以得到权威的鉴定。至于西方的收藏品,也因此存在差距。藉这些活动,他想告诉大家,收藏小提琴可以得到精神、经济上的双重收获。(chinesenewsnet.com)
他指出,中国有许多优秀的小提琴家,但没有好的乐器,实在很遗憾。中国生活水准越来越高,政府、民间应努力收藏古琴,给自己国家的小提琴家更好的条件。中国在体育上投资许多经费,但音乐对于人的精神生活,同样重要,也是展现中国文化很好的舞台。(chinesenewsnet.com)
近期,吕思清刚出版了自传《往事如乐》。他说明,过去许多出版社找过他,但他实在不想象许多明星,只是出一本娱乐性质的书。他想出一本书,让大家读的轻松,又可以得到启发。出这本书的关键,他希望以此纪念父亲。父亲在他的一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惜去世较早,没能看到他后来的发展。(chinesenewsnet.com)
这本书叫《往事如乐》,原意是音乐。有人问:可不可以读成快乐。他同意,因为自传中的核心观念,音乐应给人带来快乐,音乐应该是快乐的学习过程。吕思清的儿子吕良晨,今年3岁。开始学琴了?记者问。快了。自己教?那要看他听不听我的话吧!他笑着说。
本文访谈及音乐会彩排实况,近期将于多维电视播出。网址:http://tv.chinesenewsnet.com/(chinesenewsnet.com)
古典乐坛中国崛起亚洲周刊 2007年6月10日 二十一卷二十二期
周光蓁
西方媒体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复兴充满期待,世界乐坛上的中国音乐家也崛起。
近日西方主流媒体不约而同大篇幅报道古典音乐在神州大地兴旺的景象。《纽约时报》以一连三篇重点文章,指出中国庞大市场对古典音乐的渴求与西方日趋老化的听众群和急速下滑的唱片销售形成鲜明对照。文章引述纽约曼哈顿音乐学院院长的说法,称古典音乐的前途视乎中国未来二十年的发展,而北京、上海在二十至四十年后更将成为世界音乐中心云云。而同时,以刻薄批评闻名的英国乐评家Norman Lebrecht亦把中国大陆捧为“天籁应许之地的新香格里拉”。
在如此一片赞美声中,四月首度执棒领导香港管弦乐团的纽约爱乐乐团副指挥张弦女士,和五月客席香港小交响乐团团长的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助理首席钱汶,都正好为此作一注脚,显示中国新一代音乐家的坚硕实力和艺术视野。
年仅三十三岁、出生于丹东的张弦较一般东北人娇小,但她从乐团糅造出的音量和全奏时的澎湃张力却是惊人的。尤其当晚节目是全当代美国管弦作品,在她的指挥下,音乐节奏感相当突出,乐团各声部演出紧凑。开场伯恩斯坦的Candide序曲结尾时由巴松管起首,一层一层把音乐推上高潮,手法干净利落。张弦营造音乐的层次感在接着的柯普兰《林肯肖像》再一次展示无遗。乐队音色异常丰满磅礴,一洗近日因乐师续约问题带来的烦躁,演出充满朝气活力,令人精神为之一振。其中接到一年暂用合约的巴松管和双簧管两位华人首席在歌舒咏著名的《波吉与贝丝》表现出色,在张弦指挥下各司其职,为港乐留下精采的一页。
这场音乐会的美国主题十分浓厚,但焦点却集中在华人巾帼指挥。除了上述柯氏的名作是管弦作品中最富美国感性爱国情怀外(其中《盖兹堡演说》一段还请来美国驻港总领事客串朗诵),最不寻常的是下半场开始时,张弦先后以中英文略带严肃语气宣布以巴伯著名的《弦乐慢板》来悼念维珍尼亚理工大学枪下亡魂。顿时全场肃穆,静听乐团共五十四位弦乐手在张氏领导下的深情演出,完后亦应指挥要求以沉默代替鼓掌。音乐作为人类共通的语言,莫过于此矣。
音乐会后我有机会在休息室和张弦交谈,话题离不开华人音乐家在西方主流社会的现况。张氏台上老成持重的音乐修养和台下轻松活泼的美少女表现,相差几乎约五十年。或许,两者的有机组合,恰恰是她在西方古典乐坛,尤其是美国的成功之道。
“中国音乐家已经站起来,是真的。在美国人眼里,中国音乐家是蛮受尊重的。这的确是一个现象,可以看到大家的注意力向中国转,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略带疲态的张弦说。
就以她任职的纽约爱乐来说,她本人是这个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乐团(建于一八四二年,与维也纳爱乐同龄)的首位华人、亦是首位女副指挥。今年初,她更被授予“纽约爱乐托斯卡尼尼副指挥”的头衔。此外,乐团去年招聘数名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年轻提琴乐师。风头最劲的是年仅二十六岁原籍青岛的王亮,他出任双簧管首席,《纽约时报》四月八日更以“世界公民”为题图文并茂介绍。而该团上海籍大提琴首席倪海叶较早前改投费城交响乐团,成为首位华人领导这个以“费城之声”闻名遐迩的大提琴声部。来自台湾的芝加哥交响乐团首席陈慕容亦是这个海外华人音乐兵团的中坚分子。
提到中国本土的乐团,张弦认为,跟西方乐团最主要的差距在于缺乏节奏和层次感,这两者都涉及乐师们对作曲家作品风格和乐曲理解的掌握。“西方乐队像有一种比较自然对风格的反应。这是我们在国内所需要的,主要体现在节奏上。还有在声音的变化方面中国乐队拉起来好像方方的、平的,其实需要有立体感、层次感,越多越好,不同的音色都在里面。”
张弦表示希望能多回到中国大陆演出,帮助建立乐团传统。但最大问题是时间。现在在纽约爱乐乐团,张弦每年要工作十几个星期,还有在欧美歌剧院、乐团指挥歌剧、音乐会演出,包括今年在英国国家歌剧院和瑞典哥登堡交响乐团的首次登场。
有人曾笑言,在台上激情洋溢的张弦指挥风格像恩师罗连•马素尔(Lorin Maazel),张弦大笑:“噢!他是个男人啊!”
周光蓁,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副所长,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演艺小组(音乐)成员,香港电台节目顾问。专门研究西方及近现代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史,兼为电台及报刊作音乐评论。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ms&Path=243015341/22ms1.cfm
译文DWNEWS.COM-- 2007年4月12日1:46:22(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多维社记者安涵编译报导/中国音乐家在西方古典音乐领域逐渐崭露头角,被西方音乐界视为一股崛起力量,《纽约时报》近日对中国音乐教育以及音乐家做了一系列报导,在本篇中,将介绍一颗中国新星——王亮。(chinesenewsnet.com)
《纽约时报》描述,一位身着黑色西装的男子,拥有一张椭圆型的脸蛋,他留着鬓角、头发向上翘,他是位双簧管演奏家,刚刚坐上自己于管弦乐团排演时的位置。(chinesenewsnet.com)
随后,他转身与背后的大管演奏者聊天,朝舞台另一头的小提琴演奏者害羞地挥手,也与隔壁的首席长笛演奏者交换意见,交谈中,长笛演奏者时而头往后仰大笑着。(chinesenewsnet.com)
这位穿黑色西装的男子,是现年26岁的王亮,才刚被纽约爱乐乐团指定为首席双簧管演奏家。这份至高荣誉的工作,不只让王亮能在最高水准的乐团中演出,也让他成为木管乐器的领导以及主要的独奏声音;在他身旁的,是一些极具实力、大部分为世界级管乐团演奏专家的人士,其中有几位早在王亮出生前便已加入纽约爱乐。(chinesenewsnet.com)
向《纽约时报》回忆起当初面试时,王亮觉得像在家中一样。(chinesenewsnet.com)
“大家都非常支持我,让我像个艺术家般表现出自己。”融合自信与谦逊的王亮,在刚进入乐团时,便让大家惊艳。“对於试着表现出好音乐的人们,他们非常欢迎。”(chinesenewsnet.com)
虽然王亮不想让自己听起来太过骄傲,但他对本身的能力以及设下的目标充满信心。“如果你没有立定一个目标,人们将不会协助你去完成它。”(chinesenewsnet.com)
对於一个十年前还仅是在北京的练习室中吹奏双簧管的音乐家来说,纽约爱乐这样一个乐团可能只是存在心中的梦想之地,不过王亮的成就也代表了中国音乐家向西方古典音乐领域迈出一大步。他们已成为一群有影响力的独奏者、管弦乐队成员以及音乐学院学生。(chinesenewsnet.com)
报导指出,从俄罗斯、日本与韩国等地区来的移民长久以来,在弦乐器、特别是钢琴领域上皆是耀眼的星星,不过,《纽约时报》认为,中国音乐家也必须将他们的天赋发挥在木管乐器、铜管乐器以及打击乐器上,尽管一般来说,中国在这些乐器方面的教学水平较低。(chinesenewsnet.com)
根据茱丽亚音乐学院教授的描述,两名在该学院预备科的中国学生,是演奏单簧管与马林巴琴(Marimba)的佼佼者;由此可见中国学生的杰出表现。(chinesenewsnet.com)
在另一方面,王亮的出现就像流星一样炫丽。
王亮档案照。(来源:NPR)
(chinesenewsnet.com)
根据网络的介绍资料,王亮1980年出生於中国青岛,一个音乐世家,其母亲是位业馀的歌唱家,叔父是一位专业的双簧管吹奏者。王亮七岁开始随叔父学习双簧管。1993年,王亮加入了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朱顿教授,两年后他取得了加里福利亚爱德怀艺术学院德全额奖学金。就读期间,他获得了帕萨迪纳管乐比赛中的杰克史密斯奖,两次荣获洛杉矶爱乐奖学金,也是洛杉矶爱乐比赛得主。2003年,在极负盛誉的费城柯蒂斯音乐学院中,王亮取得了他的学士学位。王亮也曾获得2003年Fernard Gillet国际双簧管比赛第二名,2002年蒂尔登比赛得主。(chinesenewsnet.com)
毕业后,王亮被多个乐团指定为首席双簧管、参加过多次音乐节活动、也曾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任双簧管教员一年。(chinesenewsnet.com)
《纽约时报》报导,管弦乐试演会对於那些想蠃得一份人人称羡的工作的人来说,是个竞争激烈的场合,经常是数百位音乐家一同争取一个空缺;在顶尖乐团中赢得一个首席位置,就像在长春藤盟校里赢得一个终身职一样。(chinesenewsnet.com)
王亮在试演会中的表现於一开始便以耀眼之姿胜出,成功地赢得工作,不过,王亮正式踏入职业乐团的时机,正好是许多顶尖工作的空缺达到一个“不正常”数量之时,如此快速成功反而让王亮无法好好选择与适应工作。(chinesenewsnet.com)
王亮在2003时被指定为弗吉妮亚里齐蒙得交响乐团(Richmond Symphony in Virginia)的首席双簧管,但却从没有上台演奏的机会,此外,他也赢得旧金山芭蕾舞乐团(San Francisco Ballet)的首席音乐家一职,接着,进入旧金山交响乐团(San Francisco Symphony Orchestra)担任副首席双簧管。在辛辛那提交响乐团(Cincinnati Symphony Orchestra)两个礼拜后,才终於坐上首席位置。(chinesenewsnet.com)
当王亮在芝加哥交响乐团(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以及克利夫兰管弦乐团(Cleveland Orchestra)的试演会中进入最后决选时,他在芝加哥公园交响乐团(Grant Park Orchestra)的试演会胜出,此机会为一个在圣塔菲歌剧院(Santa Fe Opera)演奏的暑期工作。
纽约爱乐。(资料图片)
(chinesenewsnet.com)
辛辛那提交响乐团音乐总监贾维(Paavo Jarvi)表示:“王亮拥有令人欣喜的天赋与个性。他的高水平是优良音乐教育下的良好例子。”贾维另指出,辛辛那提交响乐团中的木管乐器演奏者,有些人的年龄足以成为王亮的祖父,也立即接受王亮,将王亮当成自己的同事。(chinesenewsnet.com)
在辛辛那提交响乐团待了一季后,王亮同时得到哈佛与耶鲁大学的教授一职,此外,也接到纽约爱乐以及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管弦乐团(Metropolitan Opera Orchestra)所授与的首席双簧管职位。(chinesenewsnet.com)
王亮利用大都会歌剧院的授予来向纽约爱乐争取更好的福利,在纽约爱乐,王亮能与喜爱的指挥家暨音乐总监马泽尔(Lorin Maazel)共事。纽约爱乐的工作比起大都会歌剧院,让王亮多了些成就,同时也给予王亮每周多些份量的双簧管独奏。(chinesenewsnet.com)
“我很享受站在舞台上的感觉,我喜欢压力。”王亮说。(chinesenewsnet.com)
王亮补充,他的新同事有时也会取笑他“精彩”的工作经历。“我变成‘两周男子’了。”(chinesenewsnet.com)
尽管拥有出色的能力及成就,王亮就像其他亚洲出生的音乐家一样,为了融入西方古典音乐领域,有时会与自己原有的音乐观念起冲突。在费城柯蒂斯音乐学院上课时,王亮师从费城管弦乐团(Philadelphia Orchestra)的首席双簧管演奏家沃登姆斯(Richard Woodhams),这位德国来的指挥家沃登姆斯表示,既然王亮是从中国来的,他非常乐意指导王亮如何弹奏不属於中国文化的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勃拉姆斯为德国作曲家,生於1833年。(chinesenewsnet.com)
王亮说:“想弹奏勃拉姆斯,不必是德国人;人们是这样想的吗?我却因此受伤了,因为这句话不会发生在我身上。”(chinesenewsnet.com)
沃登姆斯安慰王亮,要他再更努力些,因为有些评论家会将王亮的不出色归因於他的国籍。“我必须非常努力,外表看来我在试演会上成绩优异,但我非常努力。”王亮说。
Pilgrim With an Oboe, Citizen of the World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Liang Wang, 26, is the principal oboist of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Published: April 8, 2007
DRESSED in black, his oval face adorned with sideburns and an upturned lock of hair, the slender oboist looked like a New Wave Tintin as he took his seat on stage for an orchestra rehearsal. The Classical RevolutionImported VirtuososThis is the last in a series of articles looking at China’s embrace of Western classical music. Previous articles examined the boom in China, including the increase in music students, concert halls and instrument factories, and the impact on the American music scene. RelatedThe Classical Revolution: Increasingly in the West, the Players Are From the East (April 4, 2007)The Classical Revolution: Classical Music Looks Toward China With Hope (April 3, 2007)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Mr. Wang with fellow musicians of the Philharmonic plays with some of the toughest, most expert orchestra players in the world.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He turned and chatted with the bassoonist behind him, waved shyly to a violinist across the stage and exchanged words with the neighboring principal flutist, who threw his head back in laughter. The man in black, Liang Wang, all of 26, was only a few months into his first season as principal oboist of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It is an enormous job: giver of the tuning pitch A, de facto leader of the woodwinds, a major solo voice. Around him were some of the toughest, most expert orchestra players in the world, several of whom had joined the orchestra long before Mr. Wang was born. By all accounts the players — most important, the woodwind section — have embraced him. For his part Mr. Wang said in an interview, he feels at home. “People are just so supportive of me, and allow me to express myself as an artist,” said Mr. Wang, who conveys a mix of self-assurance, unfeigned humility and amazement at where he has arrived. “They really welcome people who are trying to make something musical.” Although he does not want to sound cocky, Mr. Wang said, he has an inner security about his abilities. “If you don’t have the goods,” he added, “people aren’t going to put up with you.” It is an extraordinary place to be for a young man who just a little more than a decade ago was playing his oboe in a practice room in Beijing. But Mr. Wang’s hiring was also a clarion example of the strides musicians from China have made in the realm of Western classical music. They have become a powerful presence as soloists, orchestra members and conservatory students. Immigrants — Russians, Japanese and Koreans — have long filled out orchestral string sections and excelled as pianists. But Chinese musicians have to a large extent broken out of those areas, lending their talents to woodwinds, brass and percussion instruments as well, despite the generally lower quality of teaching of those instruments in China. Two of the finest students now in the Juilliard School’s precollege division, teachers there say, are a Chinese clarinetist and a Chinese marimba player. Video
Mr. Wang’s rise has been meteoric. Orchestra auditions are grueling competitions to win coveted lifetime jobs. Hundreds of musicians often vie for a position. Winning a first chair in a major orchestra is like winning tenure at an Ivy League university. Mr. Wang’s touch on the audition circuit was golden from the start, so successful that he won jobs faster than he could take them, although it is also true that he came up at a time when an unusually large number of top jobs were open. He was appointed principal oboist at the Richmond Symphony in Virginia in 2003 but never showed up, having won an audition for the principal position at the San Francisco Ballet. Then came an appointment to the San Francisco Symphony Orchestra as associate principal oboist. He lasted two weeks before grabbing the principal job at the Cincinnati Symphony Orchestra. While there he was a finalist at the 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 and the Cleveland Orchestra. He won an audition for the Grant Park Orchestra in Chicago, a summer job, which was rendered moot by an appointment at the Santa Fe Opera. “There’s an incredible combination of talent and personality,” said Paavo Jarvi, the music director of the Cincinnati Symphony. “Liang is a good example of what’s right with musical education here at the highest level.” The veterans of the Cincinnati woodwind section, some old enough to be Mr. Wang’s grandparents, immediately accepted him as a colleague, Mr. Jarvi said. After a season in Cincinnati, Mr. Wang won the equivalent of full professorships at Harvard and Yale, simultaneously. He received offers as principal oboist from both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and the Metropolitan Opera orchestra. He used the Met offer to negotiate a better package from the Philharmonic, where he could play for a favorite conductor, the music director Lorin Maazel. The job would also be less grueling than the Met’s and more high-profile, offering a heavy weekly dose of oboe solos. “I enjoy being put on the spot,” Mr. Wang said. “I like the pressure.” He took some ribbing from his new colleagues for his flighty job history. “I became the ‘two-weeks guy,’ ” he said. Despite his extraordinary ability and success, Mr. Wang, like many Asian-born musicians, has had to confront preconceptions about his ability to connect with Western classical music. At the Curtis Institute of Music in Philadelphia, where he studied with Richard Woodhams of the Philadelphia Orchestra, a German conductor said he would be happy to show Mr. Wang how to play Brahms, since it was not in his culture, he recounted. “You don’t have to be German to play Brahms,” Mr. Wang said. “I was very hurt. People think that way? It never occurred to me.” Mr. Woodhams counseled him to work extra hard because some critics would blame stylistic failings on his nationality, Mr. Wang said. “I had to go the extra mile,” he added. “It may seem like I won a lot of auditions. But I worked harder.” Sometimes, Mr. Wang said, he gets naïve questions like, “Did you listen to classical music when you were growing up?” “There are things called CD players,” he said with some sarcasm. He pointed out that he probably grew up listening to far more classical music than most American youngsters. “The thing I don’t understand is why it should make a difference,” he said. “I am a Chinese guy when I look in the mirror, but I’m a world citizen of music.” At the Philharmonic players in the woodwind section praise Mr. Wang as having a tone easy to blend with, rock-solid intonation and great sensitivity and musicality. “He’s a very mature player, beyond his years,” said Judith LeClair, the principal bassoonist. “He’s a wonderful colleague. It’s just all music. He’s just very humble and wants to do his job.” Mr. Wang said he feels that acceptance when he senses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wind section following his lead when he makes subtle changes of character or color. Michael Tilson Thomas, the music director of the San Francisco Symphony, said he was frustrated that Mr. Wang did not take the job there after an extensive search but did not begrudge him the choice. Mr. Wang impressed him, he said, during a tryout concert performance that included Schoenberg’s Violin Concerto. The oboe part is notoriously extensive and difficult. “It was remarkable how quickly he grasped it,” Mr. Thomas said. “It became real music very, very quickly.” Mr. Wang auditioned for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in May 2005, having practiced for a month in his closet, where the dead acoustic laid bare the tiniest flaws. (“Trust me,” he said, “it doesn’t sound good at all.”) He played for two trial periods, including a concert with no rehearsals. Mr. Maazel wanted to see if he could handle the pressure, it seemed to Mr. Wang. “I like excitement like that,” he said. For the Met audition, he learned 34 excerpts from 18 operas, then listened through the operas to understand the contexts of the excerpts. He was offered the Philharmonic job last June and now occupies the Alice Tully Chair as principal oboist. “The hard work paid off,” he said. MR. WANG is from Tsingtao, which is in the province of Shandong, the home of Lao-tzu and Confucius. As a former German and Japanese colony, Tsingtao is the cradle of many fine Chinese musicians. His mother was a singer but could not pursue a career becaus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is father was a government official overseeing business interests. His family is well off now, but Mr. Wang said he grew up middle class, living in a one-bedroom apartment and sleeping on the living-room couch for seven years. He was introduced to the oboe at 7 by his uncle, an oboist with the Tsingtao orchestra and now a woodwind instrument dealer in Beijing. “I heard him play ‘Swan Lake,’ the oboe solo,” Mr. Wang said.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sound of the oboe.” He was drawn, he added, by the instrument’s personal, vocal timbre. He began studying with his uncle. At 13 he won a rare oboe scholarship at the Central Conservatory in Beijing and left home for good, moving there to share a dormitory room with six other young musicians. He also shared practice room No. 256 with Lang Lang, now a superstar pianist. Two years later Mr. Wang was visiting an exhibit put on by Lorée, the French oboe maker. A man there heard him play and invited him to his hotel — the Olympic, Mr. Wang still remembers — for an audition. “He said, ‘Do you want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 Mr. Wang recounted. “For a Chinese kid this is impossible. It was too good to be true.” The man turned out to be a Taiwanese Lorée dealer with ties to the Idyllwild Arts Academy in California, a high school program. Within months Mr. Wang was there. “It was a Cinderella story, really,” he said. By 2003 he had graduated from Curtis in Philadelphia, where he said he attended every Philadelphia Orchestra program for four years. Mr. Woodhams was a major influence. “He taught us how to be musicians rather than audition takers,” Mr. Wang said. After three years of constant moving Mr. Wang now lives in a sparsely furnished one-bedroom apartment on West End Avenue and 63rd Street, where, like most other oboists, he spends endless hours painstakingly carving reeds from cane. He has bonded with other young members of the Philharmonic, including the Spanish Pascual Martinez Forteza, the second-clarinetist since 2001, and the German Markus Rhoten, the principal timpanist, who also joined the orchestra this season. Mr. Wang has a proud streak. While at Curtis, he applied for an audition to the Los Angeles Philharmonic but was turned down because he was too inexperienced. He pressed, was given permission and won through to the finals but did not get the job — again, he was told, because he was not ready. When the orchestra reconsidered and asked him back for a tryout last year, he declined. Esa-Pekka Salonen, the music director of the Los Angeles Philharmonic, said he could not recall the matter. “Auditioning for an orchestra and hiring is not an exact science,” he said. “It really is as much about the kind of fit.” In February, Mr. Salonen appeared as guest conductor with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in a program that included Ravel’s “Tombeau de Couperin,” which has a prominent and difficult oboe part. Mr. Wang said he felt awkward greeting Mr. Salonen but felt a measure of satisfaction as well. And as the audience applauded after the performance, Mr. Salonen gave him a solo bow. Thomas Stacy, the veteran English horn player, also noticed. He sent Mr. Wang a bottle of sparkling wine afterward and a note praising the “myriad colorings and spontaneous subtlety” of his performance, closing with, “Damn, what a talent!” 译文2007年4月6日3:25:34(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多维社记者安涵编译报导/在西方社会看似逐渐没落的古典音乐,近年来于中国社会得到了重生的机会,《国际先驱论坛报》日前撰文报导了中国的“西方古典音乐热”现象。(chinesenewsnet.com)
《国际先驱论坛报》指出,当中国的古典音乐在西方音乐厅、音乐学院以及歌剧院中找到自己的家,一个在过往曾撼动过欧洲宫廷与教堂的古典音乐,诞生了。(chinesenewsnet.com)
以往,让这些古典音乐家前往美国及欧洲城市的原因,不在乎是庞大的独奏预算、豪华的管弦乐队工作、已建立起的观众群,以及人数增长的古典音乐教师人数,这种现象至少在过去10年间颇为盛行,然而到了近几年,热潮渐退,古典音乐于他处有了新的生命力,使得在融合了意大利、德国与俄裔犹太人的音乐后,也加入了日本、台湾及韩国等地的音乐家。(chinesenewsnet.com)
曼哈顿音乐学院(Manhattan School of Music)校长西罗塔(Robert Sirota)表示:“老实说在某种意义上,古典音乐的未来,将取决于它在中国未来20年的发展……它们代表了广大的新听众,这样的听众数量,与古典音乐表演者的人数一样大,比我们到目前为止所拥有过的人数都多了许多,也许20到40年后,上海与北京会变成世界音乐艺术的重镇。”(chinesenewsnet.com)
文化普遍性总是带着风险,然而,许多西方音乐及教育家在受访时指出中国艺术家的相似特质,便是热情与优雅、情感丰富与辉煌壮丽,这些西方人士认为,中国演奏家较少受到亚洲礼教文化的束缚。(chinesenewsnet.com)
辛辛那提交响乐团(Cincinnati Symphony Orchestra)音乐总监贾维(Paavo Jarvi)表示:“中国大陆有惊人的付诸实行的毅力……他们宁可去做,而不是守在后头,而他们也做到了。”(chinesenewsnet.com)
若要提到古典音乐领域中最当红的名家,也许非24岁的中国钢琴家郎朗莫属,他的乐迷遍布全世界。此外,《国际先驱论坛报》也指出,去年声乐界最大的盛事,便是谭盾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Metropolitan Opera)上演的《秦始皇》,这個由谭盾作曲、张艺谋执导、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多明戈演出的歌剧,大都会歌剧院另准备在2008年时搬到中国做巡回演出。(chinesenewsnet.com)
中国音乐家的才华与古典音乐风潮,在各项国际音乐大赛中也可见端倪。在2005年,参加范.克莱本(Van Cliburn)钢琴竞赛的35名参赛者中,有8名是中国人,比起2001年的3位以及1991年的1位要多,其中一位决赛入围者黄初方(Chu-Fang Huang,音译)曾在2005年赢得克利夫兰国际钢琴比赛(Cleveland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目前,中国小提琴家以及钢琴家也是世界其他主要音乐竞赛的常胜军。
除了郎朗以及其他高知名度的中国钢琴家外,包括24岁的李云迪在内的一群新星音乐家,正以崛起之姿在国际渐放光彩,在这群新势力中,20岁的王羽佳,1987年出生于中国北京,六岁开始学习钢琴后便被昵称为“小天才”,目前王羽佳正在费城的柯蒂斯音乐学院(Curtis Institute of Music)学习,王羽佳曾被称赞为有朝一日将成为第二个李云迪。
《国际先驱论坛报》也以27岁的钢琴才女陈萨为例。陈萨出生在重庆一个音乐家庭中,10岁便获得中国钢琴邀请赛少年组第一名,1996年则在英国利兹钢琴比赛以最年轻参赛者身份夺得第四名;2005年,陈萨入围了范.克莱本钢琴竞赛决赛。陈萨被着名钢琴家传聪誉为“中国钢琴时代”的三大新秀之一。
日本与韩国的音乐家在几十年内对西方产生影响,这样的影响特别是在职业管弦乐团。中国音乐家目前已加入这些乐团,并得到极高的地位,芝加哥与匹兹堡交响乐团已开始协助于中国出生的音乐家。(chinesenewsnet.com)
26岁的王梁(Liang Wang,音译)最近被指派为纽约爱乐乐团(New York Philharmonic)中主要双簧管演奏家。纽约爱乐乐团可说是管弦乐团中最富盛名的其中一个团体。(chinesenewsnet.com)
报导指出,中国天才音乐家几乎已进入每一个古典音乐领域中。(chinesenewsnet.com)
像谭盾、盛宗亮、陈怡、周龙这些作曲家,组成了一个多元的音乐团体,为中国音乐以及年轻欧美作曲家开了一扇崭新的窗口,拥有丰富声乐背景的中国歌手,则在美国的主要歌剧院献出歌声。(chinesenewsnet.com)
中国指挥家在过去五年间一跃成为管弦乐与声乐团的要角,例如33岁的张弦,最近成为纽约爱乐乐团百年来首位女性华裔副指挥。张弦2005年5月与伦敦交响乐团首次合作后,立刻受到该团邀请继续担任2006年和2008年的乐团指挥。2006年中,张弦另获得林肯中心(Lincoln Center)所颁发的马丁西格尔奖(Martin E. Segal Award),此奖每年只有两个名额,颁给在各自专业有杰出成就的音乐家。(chinesenewsnet.com)
对西方音乐学院来说,中国人可能在未来走上最重要的地位,拥有天赋的中国人已成为西方学校的资源。(chinesenewsnet.com)
西方音乐学校正将面试官与行政人员送往中国,或是在中国举办选拨会,网络上寄送至波士顿新英格兰音乐学院(New England Conservatory of Music)的中国申请文件,在过去3年间成长了两倍;罗彻斯特(Rochester)伊斯曼音乐学院(Eastman School of Music)收到的明年度申请文件,其中有100位中国人,比十年前的人数多了两倍。(chinesenewsnet.com)
伊斯曼音乐学院代理院长罗西(Jamal Rossi)表示:“天才在哪,人就往哪去。”(chinesenewsnet.com)
美国与中国音乐学校之间的关系正在提升,前往中国授课的美国教师日益增多,一个年轻的新英格兰音乐学院交响乐团便计画在6月时前往中国,此外,朱丽亚音乐学院也计画在2008年时前进中国。
《国际先驱论坛报》报导,许多学习音乐的中国学生前往西方深造,在读书之外,西方也提供了工作机会。(chinesenewsnet.com)
曾跟着前费城柯蒂斯音乐学院院长葛瑞夫曼(Gary Graffman)学习的郎朗表示:“美国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你可以在纽约找到各种风格的音乐,我如果留在中国,将不会拥有像现在的事业以及艺术发展。中国是打基础的好地方,对孩童来说也是好地方,我们讲纪律、我们有伟大的传统,但我们没有像朱丽亚以及柯蒂斯音乐学院这样的传统。”(chinesenewsnet.com)
郎朗在西方的成功,促进了他在中国的事业。郎朗表示:“在过去五年间,这是很不可思议的,我的名字基本上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chinesenewsnet.com)
不过,不论是像郎朗这样的天才,或是在音乐领域上默默耕耘的演奏者,许多中国音乐家相信,吸收西方古典音乐的精神是学习音乐的重点。(chinesenewsnet.com)
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教师研究室主任林耀基,为了让自己的聪颖学生能够前往海外深造、获得最早开放的机会,做了许多努力,广东出生的林耀基因此被称作“采矿大师”;从1980年起,林耀基的学生便不断在世界级小提琴比赛中获奖;师从中国第一代小提琴大师马思聪的林耀基,让小提琴界获国际大奖的中国学生中,有90%是他的学生,因此也有人称林耀基为“冠军教授”。(chinesenewsnet.com)
林耀基表示:“这不是只属於我们自己的音乐,所以我们不能让学生觉得这是他们自己的音乐,也因此,他们需要到海外学习。”(chinesenewsnet.com)
《国际先驱论坛报》报导,在柯蒂斯音乐学院,20位钢琴学生里有7位是在中国出生。仍在该学院教书的前院长葛瑞夫曼指出,自己目前的5名学生中,就有4名是中国人,其中包括与着名管弦乐队一同做世界巡回演出的王羽佳,以及16岁的上海学生张昊辰。(chinesenewsnet.com)
张昊辰曾在圣诞假期期间演奏了拉克曼尼诺夫(Rachmaninoff)的23号前奏曲。此外,3岁半起先后拜师吴子杰、王建中等人学习钢琴的张昊辰,5岁就受到宝钢高雅艺术奖励基金理事会资助,在上海音乐厅举办独奏音乐会,6岁参加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演奏莫扎特钢琴协奏曲K467。2005年3月,在来自全球115名考生中,他成为唯一被柯蒂斯音乐学院录取的中国学生。(chinesenewsnet.com)
葛瑞夫曼说:“这不是在说笑,老实说,这些孩子在一星期之内学到的,是我和我同事们三个月才能知道的东西。”
林耀基檔案照。(資料圖片)
(chinesenewsnet.com)
多维社注意到,去年参加全国“布朗特-史罗森青年音乐大赛”(The Blount-Slawson Young Artists Competition),从全美80多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夺得首奖的孟雨晴,也是颗闪耀的明日之星。目前居住在美国新泽西州北部麦迪森市(Madison)的17岁孟雨晴,4岁半开始学琴,7岁考入茱丽亚音乐学院预科部,过去几年来於许多音乐比赛中夺得佳绩,现在孟雨晴师从茱丽亚学院预科学院院长、钢琴部系主任卡普林斯基(Yoheved Kaplinsky)。(chinesenewsnet.com)
此外,在中国出生、目前15岁的龚天鹏,从一岁多开始弹钢琴,龚天鹏父亲是名钢琴教师,龚天鹏则在5岁正式开始学钢琴,一年后,龚天鹏在江苏青年钢琴比赛中获奖;2002年,龚天鹏与厦门管弦交响乐团合奏贝多芬第一钢琴协奏曲,成为他的首次协奏曲公开演出。(chinesenewsnet.com)
2006年,龚天鹏与另一名华裔钢琴神童陶康瑞於旧金山湾区的艺术中心共同举办了演奏会。(chinesenewsnet.com)
1994年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陶康瑞,3岁开始正式学琴,7岁时,陶康瑞应邀为佛罗里达州举行的世界钢琴教学会议上作公开演出。(chinesenewsnet.com)
目前陶康瑞和龚天鹏皆在茱丽亚音乐学院预科班学习,师从卡普林斯基。 《国际先驱论坛报》指出,虽然这些崭露头角的中国“矿源”为西方带来惊奇,但他们也有黑暗的一面。许多中国音乐家成为了高度竞争以及过度向外展示成果下的牺牲品,这样的过度展示,包括为了获奖所做的种种奋斗。(chinesenewsnet.com)
报导指出,朱丽亚音乐学院钢琴系系主任、美籍犹太裔的卡普林斯基也有同样的忧虑,她担心空间的不足,让这群优秀的年轻演奏家没办法登上音乐会舞台。但在高度竞争下,“如此将会造成冲突,也会有摩擦。”(chinesenewsnet.com)
另一方面,不是所有的天才都都选择钢琴和小提琴专业,其中一名朱丽亚音乐学院大学预科部的明日之星,便是1991年出生於西安的16岁单簧管音乐家王伟雄,王伟雄目前为纽约专业儿童学校(Professional Children’s School)11年级学生。(chinesenewsnet.com)
10岁开始学习单簧管的王伟雄,在上海当地的音乐学校求学时,遇见了朱丽亚音乐学院的单簧管教师,受到该位教师邀请,在13岁时前往纽约念书。就像许多年轻的中国学生,王伟雄的母亲也陪同前往,两人目前住在纽约皇后区艾姆赫斯特(Elmhurst)的一间两人房中。王伟雄的母亲在购物中心为人画人像,他的父亲则在五年前死於一场车祸。
茱丽亚学院预科学院院长卡普林斯基(Yoheved Kaplinsky)正在指導學生。(資料圖片)
(chinesenewsnet.com)
王伟雄目前的指导教授凯(Alan R. Kay)称赞王伟雄拥有“无穷的天分”,是个天生的演奏家,同时是凯教学20年来5名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想要找到另一位跟他同龄的杰出表演者很难,他无疑是个优异的音乐家。”(chinesenewsnet.com)
王伟雄目前已得过4项当地竞赛奖项,包括朱丽亚学院的协奏比赛。“当我11岁时,我的梦想是去美国,我希望能尽全力练习,这样我才能成为一名独奏家。”(chinesenewsnet.com)
在一个2月的周六,王伟雄在朱丽亚学院举办了一场小演奏会,只有约15人前往,王伟雄的母亲因为当天需帮朋友搬家,不克出席。(chinesenewsnet.com)
演奏会上,王伟雄穿了一身深色西装,蓬松的头发垂在眼前。他吹奏了需要高度技巧的德彪西(Debussy)第一狂想曲(Première Rhapsodie),王伟雄的技巧成熟、乐声饱满、音乐和谐。(chinesenewsnet.com)
在下一首曲目中,王伟雄吹奏了奥裔英国作曲家郝洛维茨(Joseph Horovitz)的单簧管奏鸣曲。王伟雄的指导教授凯表示:“我的挑战就是需要让他慢下来,否则他会过份表现。”(chinesenewsnet.com)
演奏会外头,在朱丽亚音乐学院的大厅中,则挤满了家长以及携带各式乐器的学生。(chinesenewsnet.com)
其中一名与10岁女儿一同自香港前来的母亲,正与家长会会员交谈,这名母亲希望让她女儿在朱丽亚学习钢琴。“他们是世界最好的。在香港,她无法找到合适的教师。”(chinesenewsnet.com)
为了让女儿上最好的音院学院,女孩的父亲已找到一份额外的工作,好寄钱给这对母女,不过母亲仍表示他们什麽事都不做的话,无法长久待在这。“我们正在找赞助。”(chinesenewsnet.com)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藉着这些家庭为了给孩子最好的学习所做的努力,可隐约看出古典音乐的未来。(chinesenewsnet.com)
就像郎朗所说的:“两百年前是欧洲,一百年前是美国,五十年前是日本,现在,是中国。”
Increasingly in the West, the Players Are From the East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Poony Poon, 10, is one of a growing number of Asian-born students at the Juilliard School. She came from Hong Kong on a scholarship. Published: April 4, 2007
Correction Appended With stunning swiftness China’s surging ranks of classical musicians have found a home in Western concert halls, conservatories and opera houses, jolting a musical tradition born in the courts and churches of Europe. Skip to next paragraph
The Classical RevolutionImported VirtuososThis is the second in a series of articles looking at China’s embrace of Western classical music. A previous article examined the boom in China, including the increase in music students, concert halls and instrument factories. The third article in the series will appear in this Sunday’s Arts & Leisure. MultimediaRelatedThe Classical Revolution: Classical Music Looks Toward China With Hope (April 3, 2007)Readers’ Opinions
Hiroyuki It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Lang Lang, 24, is currently one of the hottest stars in classical music. Large solo fees, plush orchestra jobs, an established audience and the presence of teachers steeped in the tradition have lured them to American and European cities. The phenomenon, which has been building for at least a decade, has gathered steam in the last few years, injecting new vitality into the American classical music scene after historic influxes of Italians, Germans and Russian Jews, and more recently Japanese, Taiwanese and Koreans. “I honestly think that in some real sense the future of classical music depends on developments in China in the next 20 years,” said Robert Sirota, the president of the Manhattan School of Music. “They represent a vast new audience as well as a classical-music-performing population that is much larger than anything we’ve had so far. You’re looking at a time when, maybe 20 to 40 years from now, Shanghai and Beijing are really going to be considered centers of world art music.” Cultural generalizations are always perilous. But many Western musicians and educators interviewed cited similar qualities in Chinese virtuosos: passion and refinement, expressiveness and brilliance. Chinese players seem less bound by the culture of conformity sometimes found in Asia, those Westerners said. “Mainland China has a tremendous sense of going for it,” said Paavo Jarvi, music director of the Cincinnati Symphony Orchestra. “There is something open. They are reaching out rather than holding back.” And they have arrived. Consider that the hottest artist on the classical music planet may well be the Chinese pianist Lang Lang, 24, the darling of fans worldwide. The biggest event in the opera world last year was a Metropolitan Opera premiere by Tan Dun, “The First Emperor,” which the Met hopes to take on tour to China next year. In 2005, at the most recent Van Cliburn piano competition, a deeply Texan tradition in Fort Worth, 8 of the 35 participants were Chinese, up from 3 in 2001 and 1 in 1991; one of the six finalists, Chu-Fang Huang, went on to win the Cleveland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 in 2005. Chinese violinists and pianists now regularly win prizes in the world’s other major competitions as well. Along with Lang Lang and another highly praised Chinese pianist, Yundi Li, also 24, a new crop of stars in their teens or barely out of them are on the way up. They include Yuja Wang, 20, a pianist studying at the Curtis Institute of Music in Philadelphia and already under major artists’ management. For several decades Japanese and Korean musicians have formed a major presence in the West. In particular they have long populated the string sections of professional orchestras. Chinese musicians have now joined them in force and are winning high-profile positions. Hae-Ye Ni, who was born in Shanghai in 1972, was appointed principal cellist of the Philadelphia Orchestra last fall. The Chicago and Pittsburgh symphony orchestras have assistant concertmasters born in China. VideoMore Video »
And not only string players: Liang Wang, 26, was recently named principal oboist of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on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chairs in orchestral music. Chinese talent has entered almost every area of the classical music world. A diverse group of composers like Mr. Tan, Bright Sheng, Chen Yi and Zhou Long have opened up a new sound world of Chinese-inflected rhythms, melodies and harmonies for younger American and European composers. Chinese singers, whose culture has its own rich opera tradition, round out casts in major opera houses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ese conductors have in the last five years made the leap to prominent podiums, shaping orchestras and opera companies in music’s most prominent role. Their arrival is felt especially in Europe, but the rising star Xian Zhang, 33, was recently named associate conductor of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It is in the elite Western conservatories that the presence of Chinese is perhaps most significant for the future. The talented Chinese have become a bonanza for music schools, where they are raising the technical bar and joining the already robust ranks of Koreans, Japanese and Taiwanese. The wellspring is China’s almost limitless pool of young musicians, a mounting number driven by increasing prosperity and nurtured by Chinese society’s desire to compete with the West. Music schools are sending administrators on recruitment trips to China or holding auditions there. Online applications from China to the New England Conservatory of Music in Boston have doubled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The Eastman School of Music in Rochester sent its admissions director on a scouting mission in October, and the school has about 100 Chinese applicants for next year, twice what it had a decade ago. “One goes where the talent is,” said Jamal Rossi, Eastman’s interim dean. Ties between American and Chinese conservatories are growing. Teacher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re increasingly traveling to China to give master classes and lessons. A youth symphony from the New England Conservatory plans to go in June; another, from the Juilliard School, hopes to go early next year. But the West is where careers are made. “America has everybody coming from the world,” said Lang Lang, who studied with Gary Graffman,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Curtis Institute. “You can find every style in New York. I wouldn’t have a career like this and artistic development like this if I stayed in China. China is great for fundamentals, for children. We are very disciplined. We have great traditions. But we don’t have this kind of tradition that we have in Juilliard and Curtis. Piano is not just talent. It’s also tradition.” His success in the West has fueled his career in China. “In the last five years, it’s unbelievable,” he said. “I’ve basically become a household name.” Whether a talent like Lang Lang or a humble back-bench string player, many Chinese musicians believe that absorbing Western classical music on its native soil is essential. Lin Yaoji, a prominent violin teacher at the Central Conservatory of Music in Beijing, makes every effort to have his brightest students study abroad at the earliest opportunity, he said, and he has placed many at top schools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not our own music, so we cannot make them feel it is their own,” he added. “For that they have to go abroad.” So, at Curtis, 7 of the 20 piano students are China-born. Mr. Graffman, the former president, who still teaches there, said that four of his five current students are Chinese, including Yuja Wang, who performs with major orchestras around the world. Another, Hao Chen Zhang, 16, learned the 10 Rachmaninoff Op. 23 preludes over Christmas break. “That’s no joke,” said Mr. Graffman, a member of the generation of piano virtuosos who came of age in the 1950s, like Eugene Istomin, Byron Janis and Leon Fleisher. “These kids learn, frankly, in one week what it took me and my colleagues three months.” There is a dark side to the bonanza. Many Chinese musicians fall prey to excessive competitiveness and grow obsessed with outward displays of success, like winning prizes. Yoheved Kaplinsky, the chairwoman of the Juilliard piano department, also worries that there may simply not be enough room for so many great young soloists on the concert scene. “There’s bound to be conflict,” she said. “There’s bound to be friction.” Defying stereotypes, the talent does not stop at the piano and violin. One of the brightest young lights in the demanding precollege division at Juilliard is a 16-year-old clarinetist from Guangzhou, Weixiong Wang, an 11th-grader at the Professional Children’s School in New York. Weixiong picked up the clarinet at 10, studied at a local conservatory and, at a clarinet festival in Shanghai, met a Juilliard clarinet teacher, who invited him to study in New York, at 13. Like many young Chinese students, he came with his mother and lives with her in Queens, in a two-bedroom apartment in Elmhurst. His mother sketches portraits in a mall; his father died five years ago in a car accident. Weixiong’s current teacher, Alan R. Kay, called him a “tremendous talent,” a natural performer and one of the five best students he has had in 20 years of teaching. “It’s rare to find somebody that hot at his age,” Mr. Kay said. “He’s clearly a great musician.” Already Weixiong has won four local competitions, including a Juilliard concerto contest. “When I was 11, my dream was to come to America,” he said. “I’m going to do my best to practice really hard, so I can be a soloist.” On a Saturday in February, Weixiong gave a short recital at Juilliard. Only about 15 people attended. Weixiong’s mother, who was helping a pregnant friend move out of her home, could not make it. He took the stage in a dark suit and open-necked shirt, a tall young man with shaggy hair that fell into his eyes. He performed Debussy’s “Première Rhapsodie,” a cool work of soft, high, floating tones that requires extreme control. Weixiong played with maturity, releasing a full, ringing sound and moving in sympathy with the music. In the next piece, a sonata by Joseph Horovitz, he added glissandos and jazzy inflections. “My challenge is to calm him down,” Mr. Kay said later. “He’s a big showoff. I’m trying to teach him some dignity.” Outside the recital hall the Juilliard lobby was abuzz with parents and students lugging their instruments. One mother, Czrina Suen, stopped to chat with members of the parents association. A former flight attendant, she had moved from Hong Kong with her daughter Poony Poon, 10, to give her the chance to study piano at Juilliard, where she has a scholarship. “They are the best in the world,” Ms. Suen said. “In Hong Kong she can’t find a suitable teacher.” Poony, a tiny girl in a fluffy white coat, plopped into a chair. Ms. Suen used to travel 90 minutes each way between Flushing, Queens, and Manhattan, taking her daughter to lessons at Juilliard and to class at the Calhoun School, an exhausting routine. Matters improved when she and her daughter moved to West 150th Street. Ms. Suen said that her husband had taken on extra work to send money. “We cannot survive for a long time here,” she added. “We are looking for a sponsor.” But the will to overcome such difficulties among many families of musical Chinese children points at what the future may hold for classical music. As Lang Lang put it: “Two hundred years ago it was Europe. A hundred years ago it was America. Fifty years ago it was Japan. And now it’s China.”
Joseph Kahn contributed reporting from Beijing. Correction: April 11, 2007
An article in The Arts last Wednesday about the success that Chinese classical musicians have found in the West referred incorrectly to Sa Chen, a finalist in the 2005 Van Cliburn piano competition, and misstated her age. While she is among a new crop of stars, she is not among those in their teens or barely out of them; she is 27, not 17. 译文2007年4月3日2:31:45(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多维社记者安涵编译报导/在西方社会看似逐渐没落的古典音乐,近年来于中国社会得到了重生的机会,《国际先驱论坛报》日前撰文报导了中国的“西方古典音乐热”现象。
15岁的于振洋(Yu Zhenyang,音译),在房间放置了一幅犹太血统的美藉俄国小提琴家海飞兹(Jascha Heifetz)的照片;于振洋手上的小提琴,正飘出孟德尔颂协奏曲(Mendelssohn Concerto)悠扬的乐声,于振洋的教师,在房间里踱步,一边矫正于振洋拉琴的姿势,一边激昂地希望于振洋投入更多的情感。
“你是主角,”于振洋的教师林耀基(Lin Yaoji,音译)说:“再更强势些。将音符与音符之间的距离拉远、然後拉近,要让我感到惊讶!”
《国际先驱论坛报》报导,于振洋是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里最聪明的学生之一;而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在近年来,成为了“音乐家温床”,为中国的音乐领域培养出一个又一个的演奏专才。
报导指出,中国目前的音乐盛况,带动了经济成长,让中国成为西方古典音乐里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中国音乐学院内学生饱和、各省城市对管弦乐队演奏厅需求量增加、中国制的钢琴与小提琴一批批坐上货船、离开港口、销往各地,这样的情况,在在说明了目前的音乐热潮。
然而,近年在欧洲与美国,即使是最热门古典音乐专辑,也只是几千张的销售量,在25年前,顶尖古典音乐专辑则可售出上万张。
古典音乐业者相信,在流行文化和新兴媒体的潮流下,纯艺术于西方社会中,正逐渐被排除在大多数人喜爱的主流之外。
很少有美国青少年在古典音乐中发觉自己的兴趣,《国际先驱论坛报》认为,其中很大的一个因素在于,西方音乐教育的缺乏,然而,在两世代之前,音乐教育在各公立学校里,却是相当兴盛的,然而现在社会里,许多管弦乐团与声乐团体却逐渐凋零。
2006年6月6日,中国优秀钢琴家郎朗(右)与世界着名男高音多明戈(左)在音乐会后交谈。当日,世界杯倒计时音乐会在慕尼黑举行。世界着名男高音多明戈、中国优秀钢琴家郎朗以及慕尼黑的三支顶尖交响乐团为观众献上一台精彩的音乐会。新华社记者郭勇摄
但西方社会的音乐凋零,在中国却是另一个面貌。据估计,在中国有3亿的学生学习钢琴,1亿人学习小提琴,如此的情况与西方社会恰好相反。中国音乐家协会统计,每年顶尖音乐学院的招生考试,吸引了将近20万名学生报考,与1980年代的几千人比起来,数量成长了好几倍。
此外,音乐相关产业也跟着蓬勃。2003年,中国有87家厂商专门生产西方乐器,在2006年之前,从事乐器制作的公司增加至142家,共生产了37万台钢琴、100万支小提琴以及600万支吉他。使得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钢琴、小提琴与吉他生产国。
即使是30年前曾试图将古典音乐“扫”出中国的共产党,如今也认为古典音乐为“进步文化”组成的重要份子,而进步文化正是共产党致力提升中国实力的目标。
《国际先驱论坛报》另注意到,中国的年轻人会成群结队地前往音乐会,若音乐会门票太贵,他们至少会去聆听那些负担得起的音乐表演;一位在北京书店流连的妇女,似乎将莫札特的肖像照放在她的皮夹中;而钢琴演奏室看起来像是车行一般,挤满了弹奏鲍德温(Baldwin)或雅马哈(Yamaha)乐器的年轻学生,每个人随性演奏出所背诵的乐谱,让演奏室就像焦虑的家长正讨价还价般闹烘烘。而像钢琴家郎朗这样的巨星,在中国则登上了电视广告。
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系主任陈宏宽表示:“音乐在中国正火热发展,它在西方国家也许正在衰弱,但在中国,我们看到了无穷的天分。”
2006年5月4日,“今夜无人入睡--沪港之夜”大型文艺晚会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晚会以迷人的江南特色、浓郁的“海派”风情倾倒香港观众。这是大提琴演奏家王健(右)和小提琴演奏家薛伟在同台演奏。新华社记者王小川摄
然而,要驾驭天分并不容易,父母视进入音乐学院为踏上国际艺术舞台的一步,同时也能藉此脱离贫困,教师则鼓励学生学习较需技巧的乐器,好在国际竞赛中让评判眼睛为之一亮,如此也可增加自己进入顶尖音乐学院的机会。
然而,中国已成功培养出能在国际竞赛中大放光彩的音乐家,但却还未在西方音乐领域里发展出一个深植的社会文化。大部分的评论家表示,还没有一个中国管弦乐团能与美国管弦乐团相比拟,中国乐迷会相约一同聆听西方乐团的演奏,却经常因为过高的票价或是演奏家为中国当地表演者而打退堂鼓。
此外,《国际先驱论坛报》也认为,中国政府似乎热中于建造音乐演奏厅;但有些却大而无用;工程快速完成、却没得到社会上多大的关注,也不符合经济效益。
不过,以乐观角度来看待的话,如果与从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艺术遭到镇压的情形相较,这些也许只是艺术成形过程中的阵痛期。
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中国音协名誉主席吴祖强便强调:“音乐是最不受限制的艺术,它比起其他艺术更容易融入别的文化。”
报导指出,中国官方支持古典音乐的一个清楚指标,出自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文字里。李岚清在近日对50位西方作曲家做了一番赞扬,他认为,一个人除非了解西方古典音乐,否则将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家。
在这份声明中,李岚清另表示,中国作曲家应借镜欧洲古典音乐理论与技巧,来改革中国音乐。
《国际先驱论坛报》指出,李岚清的声明实际上是中国社会里存在已久的一个标准。欧洲的古典文化理论,即使不是深植在中国音乐领域中,也已沿用多年;几世纪以来,在中国现代音乐中,皆可发现欧洲古典音乐的影子。
2007年4月4日6:35:7(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多维社记者安涵编译报导/在西方社会看似逐渐没落的古典音乐,近年来于中国社会得到了重生的机会,《国际先驱论坛报》日前撰文报导了中国的“西方古典音乐热”现象,但在热潮的背后,仍有不少音乐教育的隐忧。
《国际先驱论坛报》报导,当利玛窦(Matteo Ricci)在16世纪拜访中国时,他带来了一架古典钢琴;当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Teodoricus Pedrini)在1711年到达北京的时候,他为康熙创作了宫廷音乐。(chinesenewsnet.com)
西方音乐在20世纪初期在中国兴盛成长,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都仍受到共产党的大力支持。(chinesenewsnet.com)
当19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西方音乐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另一方面,中国音乐家也像潮水般,一波波前往美国深造。(chinesenewsnet.com)
在1990年代之前,中国官方经常表现出对古典音乐的喜爱。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便曾表示,在邓小平于1997年逝世后,他靠着聆听莫札特安魂曲来减轻心中的哀痛。(chinesenewsnet.com)
不过,有力人士的支持比起因为民众兴趣而形成的风潮,恐怕影响力还是比较小。这样的民众包括了数百万在北京、上海及其他大城市中的家长与青年学子。(chinesenewsnet.com)
芝加哥交响乐团的助理小提琴家、在中国出生的李郭昌(Li-Kuo Chang,音译)认为:“每一个孩子,只要你有10跟手指,就能弹奏乐器,不管你有没有天分,(学音乐)让你不必去工厂或是农场。”(chinesenewsnet.com)
文化大革命让音乐有了崛起的机会。中国最活跃的指挥家暨音乐企业家余隆表示,当大革命结束后,“人们变得非常饥渴”,任何东西都具有吸引力。(chinesenewsnet.com)
中国的家庭计画生育政策,让大部分城市家长只能拥有一个孩子,也因此,许多家长把让孩子成为天才为目标,尽力栽培。(chinesenewsnet.com)
报导指出,在高度竞争的学校体系下,逼迫孩子学习乐器,似乎是让他们进步的方法,此外,也是得到别人尊崇、塑造圆融人格的方式。学音乐的人数增加,也代表了能够负担音乐学校学费的家庭增多,如此也使得私人的音乐教学变成有利可图的专业授课。(chinesenewsnet.com)
一家长便表示,他们跟自己的父母不同,他们有能力给予孩子最好的。(chinesenewsnet.com)
于是,像于振洋这样练习着孟德尔颂曲目的孩子,并不在少数。(chinesenewsnet.com)
《国际先驱论坛报》报导,于振洋从七岁开始于湖北荆州的义务艺术课程中学习小提琴,于振洋的教师发觉了他的天赋,说服于振洋父母让他专心在音乐学习上。九岁时,于振洋蠃得了国家青年小提琴竞赛,两年后,于振洋以高分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chinesenewsnet.com)
于振洋的母亲,于雅(Yu Ya,音译)放弃了工作,陪于振洋搬至北京。“我们感觉他不只是我们家的骄傲,也是整个城镇的骄傲。”于雅说。
2006年3月30日,有“中国钢琴王子”美誉的青年钢琴演奏家李云迪亮相长沙,为“2007快乐男声”代言,并作为形象大使拍摄广告宣传片。中新社传真邓霞摄
(chinesenewsnet.com)
于振洋的父母向朋友借钱支付昂贵的学费及房租。这间在学校附近的小公寓里,于振洋在唯一的房间中睡觉、演奏。于雅认为,于振洋需要一个够大的房间供他练习,否则乐器的声音听起来不对劲;至于于雅自己,则睡在走廊的吊床上。(chinesenewsnet.com)
于振洋表示,他的目标便是在全世界的音乐专家面前演奏,但在他们看到自己的容貌前,这些专家不会晓得于振洋是来自哪个国家。(chinesenewsnet.com)
“不少人觉得中国人的演奏水准还到不了世界水平,你可以听听同样的曲调,由在中国学音乐的人来表演(会如何),这就是我想克服的。”于振洋说。(chinesenewsnet.com)
中国评论家认为,其中一项中国音乐专家面临的障碍便是,古典音乐仍旧被视为可藉由努力、品质掌控等方式来驾驭的技术,但是经由融合技术、文化与创意而产生的即兴、饱含情感的演出,才更令人感动。(chinesenewsnet.com)
不过,指挥家于龙(Yu Long,音译)有不同看法。他表示,推广音乐文化的障碍不是金钱问题,而是国家教育系统问题;因为往往着重在获奖以及地位。虽然奖项带来荣耀,但却对提升人们学习音乐的兴趣没多大帮助。(chinesenewsnet.com)
于龙说:“这不能像是比赛一样,这是与美感有关。音乐必须被视为是文化的一部份,在这里,人们将自己锁在练习室里并想像自己能做出好音乐,可惜的是你将永远无法以这种方式演奏出好音乐。”(chinesenewsnet.com)
此外,还有其他顾虑。评论家认为,当政府对古典音乐的支持已清楚明了时,中国却错误地将大笔经费投入在建设音乐厅上,实际上,这笔钱应该有更好的用途,例如使用在音乐教育或是让民众能够负担票价的音乐表演上。(chinesenewsnet.com)
兴建音乐厅的潮流始于1990年代的上海,当都市领导们认为建设宏伟声乐厅能够与其他国际城市匹敌时,在市政厅旁的土地上,一个耗费1亿6000万的法式玻璃钢筋音乐厅工程开始了。
2006年6月6日,中国优秀钢琴家郎朗在音乐会上演出。当日,德国世界杯倒计时音乐会在慕尼黑举行。世界着名男高音多明戈、中国优秀钢琴家郎朗以及慕尼黑的三支顶尖交响乐团为观众献上一台精彩的音乐会。新华社记者郭勇摄
(chinesenewsnet.com)
批评者认为政府官员在事后花费在照料音乐厅的时间和金钱,远远少於当初那1亿6000万,音乐厅行政人员在批评压力下,推出有纽约票价水平的表演,但上海的生活水准一般来说较低,使得市政府需向国有企业施加压力,请他们购买这些票,好填补空位。(chinesenewsnet.com)
中国国家剧院也被视为大而无用。剧院的完工比预计时间晚了四年,且较原本4亿的预算还要多出1亿元;北京的沙尘污染让圆形的玻璃金属顶罩上一层灰色;被批评者笑称看起来像颗鸭蛋。(chinesenewsnet.com)
政府艺术顾问吴祖强表示,北京的确需要一个更大、音效更好的音乐空间,但政府兴建的方向错误。“这是一个公众场合,或是一个广告空间?让政府或是让市场来经营?这些问题从未有人回答过。但除非你去解决问题,否则没人敢上台去表演。”(chinesenewsnet.com)
此外,古典音乐在中国还面临了其他困境,包括了管弦乐团乐器的品质并不优良、能够建立音乐敏感度的室内乐练习时间很少;有人怀疑,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多少的西方传统能被吸收?(chinesenewsnet.com)
纽约朱丽亚音乐学院院长Joseph Polisi表示:“毫无疑问的是,西方音乐艺术天才就在那里,但是否那位天才准备好吸收我们这有的知识?”
Classical Music Looks Toward China With Hope![]() Miranda Mimi Ku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Students rehearsing at a Beijing middle school.
By JOSEPH KAHN and DANIEL J. WAKIN
Published: April 3, 2007
BEIJING, April 1 — Yu Zhenyang, a self-assured 15-year-old violinist with a picture of Jascha Heifetz in his bedroom, glided through the Mendelssohn Concerto from memory. His teacher bounded across the room, flailing his arms, swooning to demonstrate pathos and urging Zhenyang to play with more passion.
The Classical Revolution
Million Musicians Bloom
This is the first in a series of articles looking at China's embrace of Western classical music.
Multimedia
Niva Whym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Yu Zhenyang, a 15-year-old violinist studying at the Central Conservatory of Music in Beijing, during a lesson with his teacher, Lin Yaoji.
Miranda Mimi Ku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Above, Yu Zhenyang, a violinist, with his mother, Yu Ya, who quit her job to bring him to a conservatory in Beijing. Below, Beijing’s National Theater.
“You are the lead,” said the teacher, Lin Yaoji. “Be bolder. Stretch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notes, and then close the distance. I don’t want symmetry. Surprise me.”
Zhenyang is one of the brightest young stars at the Central Conservatory of Music in Beijing, which has in recent years become part of China’s huge export machine churning out musical virtuosos.
With the same energy, drive and sheer population weight that has made it an economic power, China has become a considerable force in Western classical music. Conservatories are bulging. Provincial cities demand orchestras and concert halls. Pianos and violins made in China fill shipping containers leaving its ports.
The Chinese enthusiasm suggests the potential for a growing market for recorded music and live performances just as an aging fan base and declining record sales worry many professional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Sales for a top-selling classical recording in the West number merely in the thousands instead of the tens of thousands 25 years ago.
More profoundly, classical music executives say that the art form is being increasingly marginalized in a sea of popular culture and new media. Fewer young American listeners find their way to classical music, largely because of the lack of the music education that was widespread in public schools two generations ago. As a result many orchestras and opera houses struggle to fill halls.
China, with an estimated 30 million piano students and 10 million violin students, is on an opposite trajectory. Comprehensive tests to enter the top conservatories now attract nearly 200,000 students a year, compared with a few thousand annually in the 1980s,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Musicians Association.
The hardware side has also exploded. As of 2003, 87 factories made Western musical instruments. By last year the number had grown to 142, producing 370,000 pianos, one million violins and six million guitars. China dominates world production of all three.
The Communist Party, which three decades ago was trying to wipe out classical music, now deems it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the “advanced culture” it vows to create to make the country a true great power.
At the same time European classical music has a charge of pop-culture frisson in China. Young people flock to concerts, or at least those they can afford. A woman at a Beijing bookstore was seen carrying Mozart’s portrait in her wallet. Piano showrooms look like auto dealerships, with coddled youth staging impromptu recitals on Baldwins and Yamahas made in China, as anxious parents haggle over prices. Stars like Lang Lang, the piano virtuoso, make television commercials.
“Music is hot in China,” said Chen Hung-Kuan, the chairman of the piano department at the Shanghai Conservatory. “It may be fading in Western countries,” he added, but in China the talent is “unlimited.”
Harnessing that talent has not always been smooth. Parents view acceptance to an elite conservatory not only as a passage into the world of art but also as an escape from poverty. Teachers push their students to master technical showpieces by rote to impress judges at the standardized nationwide competitions that serve as entrance exams for top schools.
China at its best produces virtuosos who can compete worldwide. But it has yet to develop a deep, sustainable culture in Western music. It has no symphony orchestra that ranks with a major orchestra in the United States, most critics say. Fans here flock to hear greats from the West but often shun the high prices to hear local performers.
The government has a complex bordering on mania when it comes to building concert halls. Some are white elephants, constructed hastily with little attention to programming or economic viability.
But optimists hope that these are growing pains for an art form that only a few decades ago,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suppressed. Today classical music arouses few of the political and nationalist sensitivities that have made it harder for other kinds of Western culture or media to take root in China.
“Music is the least national of the arts,” said Wu Zuqiang, a composer, a former director of the Central Conservatory and a government adviser on the arts. “It crosses cultures more easily than anything else.”
One of the clearest signs that classical music has official approval in China came from Li Lanqing, a retired member of the ruling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and former minister of education. Mr. Li wrote a lengthy, loving tribute to 50 Western composers in which he argued that you cannot be a true intellectual if you don’t understand Western classical music.
In a surprisingly bold statement he said that Chinese composers should “borrow theory and technique from European classical music to reform Chinese music.”
What Mr. Li called for was the revival of a longstanding goal. European classical music has long if not deep roots in China and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modernity for centuries. The Jesuit Matteo Ricci brought a clavichord when he visited China in the late 16th century. An Italian missionary, Teodoricus Pedrini, arrived in Beijing in 1711 and wrote court music for Emperor Kangxi.
Western music flourished her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t even enjoyed strong support by Communist leaders until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e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took hold in the late 1970s, Western music started making a significant comeback. Chinese musicians began flow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1990s members of the Politburo boasted of their love for classical music. President Jiang Zemin said he consoled himself after the death of the paramount leader Deng Xiaoping in 1997 by listening to Mozart’s Requiem.
But elite support may count for less than the upsurge in interest among Chinese nationwide, including millions of parents and youth far outside Beijing, Shanghai and the other modern cities.
That trend began, paradoxically, just as Mao Zedong was trying to wipe out remnants of Western bourgeois influence. Musical talent was one of the few things that could offer an escape from harsh labor in the countryside, where millions of urban youth were sent to commune with peasants.
“Every kid — you have 10 fingers, you were playing something at that time,” said Li-Kuo Chang, the Chinese-born assistant principal violist of the 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 “Whether you have talent or not, that was a way of saving you to be sent to the factory or far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gave rise to a hunger for music. When it ended, people were “so thirsty to suck everything in,” said Yu Long, one of China’s most energetic conductors and musical entrepreneurs.
Mr. Yu described his own initiation. One day in 1976 his grandfather approached him with a “mysterious smile” and played a tape of Mozart’s Symphony No. 40. “I suddenly felt in another world,” Mr. Yu said. “I decided to go abroad and study. It opened a whole new world for me.”
More recently China’s family-planning policy, which limits most urban parents to a single child, prompted many to treat their offspring like prodigies.
Children are being pushed to study an instrument, both as a possible means of advancement in the country’s hypercompetitive school system and as a way of creating respectable, well-rounded adults. Increased prosperity means that more families can pay for lessons, which has turned private teaching into a lucrative profession.
“We have the chance to give the best to our kids,” Mr. Yu said. “Not like our parents.”
The story of Yu Zhenyang, the Mendelssohn-playing student, is not unusual. He started playing violin at 7 in a mandatory arts class in Jingzhou, in Hubei province. His teacher, a graduate of the Central Conservatory, recognized his talent and persuaded his parents to allow him to specialize in music. At 9 he won a national youth violin competition, and two years later he tested high enough to enter the middle school attached to the Central Conservatory.
His mother, Yu Ya, gave up her job and moved with him to Beijing. “Our feeling was that he was not only the pride of our family, but actually of the whole town,” said Ms. Yu, who accompanies Zhenyang to classes, rehearsals and performances, often with a video camera. The family, with little savings of its own, borrows from friends to pay the steep tuition and the rent for part of a small walk-up apartment near the school.
Zhenyang sleeps and practices in the only bedroom. “He has to have a room that’s big enough to practice, or it doesn’t sound right,” Ms. Yu said. She sleeps on a cot tucked along the wall of the hallway outside.
Zhenyang said his goal was to play so well that musical experts around the world would not be able to tell his nationality unless they looked at his face. “Much of what people talk about as being identifiable as the Chinese accent in music is really just not measuring up to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he said. “It’s subtle, but you can hear the same flaws in the performances of people trained in China. That’s what I want to overcome.”
The insight hints at one of the obstacles Chinese musical experts feel that the country still faces. Classical music, Chinese critics say, is still treated too often like a technology that can be mastered with the right combination of capital, labor and quality control. But a combination of technique, culture and creativity are needed to create playing that sounds spontaneous, sensitive and rich in emotion — not wooden and shaped by a cookie cutter.
Yu Long, the conductor, said the major obstacle to spreading musical culture was not money but the state-run education system, which focuses on prizes and status among young musicians and teachers. Though awards are seen to bring credit to society, they do little to enhance people’s appetite for music. “It cannot be like a race,” Mr. Yu said. “It is about beauty and feeling.” And music must be seen as part of a larger culture, he added, as in the West. “Here people lock themselves up in a practice room and think they can make great music,” he said.”
There are other concerns. While government support for classical music is clearly strong, critics say China has misallocat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on elaborate concert halls. That money might have been better spent, they suggest, on music education and affordable performances.
The trend began in Shanghai in the 1990s, when city leaders decided they needed a great opera house to compete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cities. The city set aside a prime plot of land next to the new government headquarters. The striking French-designed glass-and-steel structure cost $160 million.
Critics say city officials have spent far less time and money on managing the house. Its administrators, under pressure to recoup the big investment, have set New York prices for many shows despite Shanghai’s much lower average standard of living. The city pressures state-owned companies to purchase seats to fill the hou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have dreamed of having an even grander performance center in Beijing since the 1950s. President Jiang revived the idea in the 1990s and selected the block just west of Tiananmen Square. The government chose another French architect, Paul Andreu.
The National Theater, as it is called, is already widely considered a white elephant, even before it has opened. The project is four years late and, by local media estimates, at least $100 million over its already enormous $400 million budget.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argued for years over who should run the National Theater. No agency wanted to take responsibility if it had to assume the cost of operating its four performance halls. Finally, late last year, the Beijing city government was named the operator. But no formal opening has been announced.
Beijing needs a space for music that is bigger and more sophisticated acoustically, but the government mishandled the project, said Wu Zuqiang, the government arts adviser, who consulted on the theater during its design phase in the 1990s.
Classical music in China faces other obstacles. The quality of instruments in conservatory orchestras, particularly woodwinds and brasses, is poor. Not enough time is given to chamber music, vital to building the skills of listening and playing together with sensitivity. Some wonder how much Western traditions can be assimilated.
“There’s no question the talent is there,” said Joseph W. Polisi, president of the Juilliard School. “The commitment to Western art music is definitely there. But is that talent prepared to absorb what we have here?”
Joseph Kahn reported from Beijing and Daniel J. Wakin from New York. Rujun Shen contributed reporting from Shanghai.
5/23/2007 龍應台:要和平 便不能繼續傷害台灣2007.05.18
我們都知道,台灣海峽是全球「危險區」之一。五六百枚飛彈佈在中國海岸,對準台灣島群。需要這麼多飛彈來對付那麼小一個島,其實是蠻令人驚異的──中國的面積是台灣的兩百五十六倍,人口是五十八倍。兩岸之間有多遠?從馬祖的海岸,你其實看得見對面行走的鄉親。一個戰鬥機飛行官告訴我,從新竹機場起飛到抵達對岸,六分鐘。
成長的經驗塑造價值
說台灣海峽是個可能威脅世界和平的「引爆點」這個用語,對台灣人而言,一點也不誇張。「引爆」不是說著玩的。在一個不到一百五十平方公里的金門島上,仍有一百五十萬枚炸彈,每一平方公里有一萬枚炸彈,而這還不包括五十萬枚地雷和五十萬顆子彈在庫藏中。金門島上七萬居民每一個人可以「分享」到二十二個炸彈,八個地雷,四十四顆子彈。台灣島上的軍火庫,也常常傳出爆炸。
戰爭離我們的記憶不遠。從一九五八之後的二十年裡,大概有一百萬個炸彈投進金門的土地上。我們在一種「戰時」狀態下成長。在我十二歲之前,我已經在學校演過很多次背著槍的小兵,用刺刀殺「敵人」,在我十八歲之前,我已經參加過無數次的「國語演講比賽」,針對「光復大陸,拯救同胞」提出我的智慧和慷慨激昂的見解。
出海的漁民受嚴格管控,而且基於「安全」理由,長年不被允許備有充分的通訊器材,暴風來時,只有沈滅的命運。我們有一千五百公里的海岸,但是,海岸是軍事重地,所以很多人不會游泳。對海,我們恐懼。
所謂siege mentality,「被封鎖心態」,我們是很熟悉的。
我在一九七九年認識了第一個大陸的「中國人」。比較彼此的成長過程,發現我們其實很像:他也演過小兵「殺敵」,他也參加過演講比賽,唱過無數的愛國歌曲。我們之間的差別只不過在於:他的「英雄」和「烈士」是我的「叛徒」和「罪人」,我的「偉人」和「救星」是他的「匪」和「幫」。「革命」這種詞在我聽來帶點兒恐怖,在他卻是義正辭嚴。他說的「左」,代表「反動」,落後,保守,剛好是我心目中的「右」。
因此,我們之間的價值觀差別大嗎?在深層的價值上,我們其實是一模一樣的。英雄和烈士、叛徒和罪人的名字換了,但是判取忠奸的價值標準,完全是同一套。
差別,是在一九八七年台灣正式地成為一個民主社會之後才顯著的。在台灣,一統的「大敘述」、大寫的「真理」被無數細碎的「小敘述」所取代,大寫的任何偉大理念都被小寫的個人價值所凌駕於上。任何共識都不得不經過爭取和格鬥而後獲得。民主使得台灣人的價值觀有了一個深刻的改變: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係,兩者之間的權利和義務的認定,和從前,也和現在的中國,有了比較根本的不同。
中國不是鐵板一塊
人權,是民主體制裡一個核心的價值。在這個關鍵的觀念上,台灣和中國大陸也有嚴重的分歧。但是,當我把「人權」和「中國」兩個詞相提並論時,諸位很可能以為我要談的是有多少作家、記者以言論獲罪,被關在牢中,或者,中國每年有多少死刑犯,每年有多少農民房舍被強制拆除而流離失所。諸位是西歐人,我認為,這種談論人權的方式,你們聽得太多了,因為這是西歐的主流談法,我反而願意提出另一個角度供諸位思索。
沒有錯,言論控制是中國每天的現實,而且隨著科技發展,它控制個人和媒體的技術跟著日新月異。但是在這我們目睹的集權管控的同時,我們或許也不能不同時看見正在發生的改變。在二○○五年,據統計有九萬多次的大型群眾示威和抗議事件在中國發生。這代表人民的權利意識在快速成長中,二○○三年甚至被中國媒體稱呼為「維權年」:年輕的律師協助農民控告政府侵權,中產階級為自己的私有財產上法庭,作父母的爭取教育權,愛狗的上街呼籲尊重「寵物權」等等。
我認識到的是,中國並非一塊鐵板,它的價值觀也在分裂中,而且在我們比較看不到的內部,價值正在進行彼此的拉鋸。全球社區的責任可能就在於,深刻認識這個價值觀在變動中的新中國,然後清楚知道我們要做些什麼,不做些什麼,才能使中國內部理性、開放、和平的那一半力量在價值的拉鋸中得到上風。
台灣有人權問題?
諸位可能覺得奇怪,台灣有人權問題嗎?
這樣說,假定我們有這麼一個小社區,因為什麼理由,我們不准許這個社區裡的人出席任何會議,參與任何決策,我們不准許他們出現在任何全體社區的慶典、哀悼、紀念的重要場合上,而且,我們禁止這個社區的領袖離開他的社區進入我們的範圍內。甚至於,如果大社區失火了,我們不通知他們。甚至於,我們不准許他們以自己的名字稱呼自己。
請問,這叫不叫人權侵犯呢?
就經濟力來說,台灣是全球第十五大經濟實體。就人口來說,台灣是全球兩百多個國家中第四十八大。但台灣被摒除在幾乎所有國際組織之外。它必須用金錢來「買」外交。它的領袖出行時,受盡羞辱。陳水扁總統在二○○六年「迷航」國際,固然是他個人的行事方式極為可議,但是他所招來的屈辱,不是他個人的屈辱,是整體台灣人的屈辱。
國際社區對於台灣在政治上的孤立處境,是有所瞭解的,但是我認為,國際社區對於這種孤立的深度和廣度,以及它對台灣人民傷害的程度,沒有絲毫認識。並非只在政治領域台灣被「隔離」,「隔離」其實滲透所有層面:藝術、學術、公共衛生、教育,所有領域。就以藝術來說,譬如在威尼斯展中,台灣無法在公共的國家館園區中展出,必須在區外另找場館,而已有的展館,還要年年擔憂是否保存得住。
最突出而尖銳的例子,當然是「非典」事件。疾病爆發時,台灣衛生官員緊急知會世界衛生組織,要求其提供資料和協助,得到的答案是,你不是會員,請去找北京。但是在疾病爆發初期,北京官方根本還沒準備好如何處理自己的問題。
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先是經過三十七年之久的戒嚴,戒嚴就是一種鎖國,然後在戒嚴的後期,又開始了長達三十五年的國際封鎖,一直到今天。三十七年戒嚴和三十五年封鎖,不可能沒有「症狀」出現。二○○六年一份台灣雜誌的調查結果是驚人的:
八十%的台灣人不知道聯合國總部在哪裡
八十%的人不知道諾貝爾文學獎在哪一個城市頒發
八十%的人說不出世界最大的雨林在哪裡
六十%的人說不出德國用什麼貨幣
六十%的人說不出雅典在哪一個洲
你不能以為這個調查是在偏遠鄉村裡做的,不,它的主要調查對象是在台北,而台北的人口,是華人世界裡平均教育水準最高的城市。
聯合國成員怎麼解釋?
所謂國際,其實已經變成一個共同的全球社區,而台灣人完全被剝奪了參與全球社區的社會權和文化權。諸位是否知道,剝奪社會權和文化權,是違反聯合國的人權憲章的。請讀一下聯合國人權憲章第二條和第二十二條的條文:
—本章所涵蓋之權利,不可因個人所屬的政治、司法或國家的國際地位而有受影響,不論他所屬的是獨立的,託管的,不自主的,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主權管轄。
—透過國家的努力或者國際的合作,每一個個人都有經濟權、社會權和文化權,這些權利對於他的尊嚴和個人發展是不可或缺的。
西歐國家都是聯合國的成員,請問你要怎麼對台灣的孩子們解釋這兩個條款的精神呢?
為了世界和平
三十七年的自動封鎖,三十五年的被迫封鎖,不論自動或被迫,人民何辜?今天國際對台灣的孤立和「遺棄」,使台灣人覺得,他們因為爭取到了民主而反受「懲罰」。全球社區一旁冷眼觀看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台灣孩子,明明在全球化的大村子裡頭成長,他們稟質優秀而且加倍努力,但是他們被剝奪了全球公民籍,也被剝奪公民的基本尊嚴。
這種剝奪的傷害後果是雙重的:
一,台灣的民主無法做實質的提升。請諸位告訴我,一個完全無法參與國際事務,無法從國際事務中得到演練,更無法對國際盡責任、負義務的社會,有可能成為高品質的民主嗎?
二,台灣的孤立持續,人民的挫折加深,對於孤立的「始作俑者」─中國─的敵意更強,與中國對抗或分離的意願也就更甚,台海衝突的可能性,更高。
國際社區要關心台灣處境,不是只為了台灣人,而是為了全球村本身的安全。邏輯其實這樣簡單:在中國尋求現代化的路途上,台灣經驗──不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都是中國一個最重要的參考系。如果說,一個開放、理性、有公民參與的中國對於世界的和平穩定是必要的,那麼全球社區就不能不重視台灣的重要。也就是說,台灣的民主愈得到全球社區的支持和呵護,台海的穩定,世界的和平,就愈得到保障。
國際對於台灣的封鎖,對於台灣孩子全球公民人權的剝奪,你不能視而不見,它必須停止,不僅只為了台灣,更為了國際的和平。
(本文係龍應台應英國劍橋大學之邀,擔任今年度「川流講座」學者,於五月十七日所作公開演講的講稿內容摘要) 5/15/2007 Reuters-China tea town hopes name change will brew successFarmers harvest tea leaves at a tea garden in Zhaoping county, southwest China's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May 6, 2007. REUTERS/China Daily
China tea town hopes name change will brew success
Mon May 14, 2007 7:10AM EDT
By Emma Graham-Harrison
PU'ER, China (Reuters Life!) - A small notice at bus stations in southern China advises travelers they can no longer book tickets to the town of Shimao, because it no longer exists.
Instead, they will find friends, relatives and business contacts in Pu'er, the name of one of China's most famous and expensive teas - and now capital of the region it grows in.
"Everyone has heard of Pu'er, no one has heard of Shimao," says small-time tea grower Zhao Qiang, summing up the reason for the abrupt change, which took effect from April 8.
With tourism a rapidly growing business in China, officials are competing fiercely to draw in yuan-bearing visitors from richer areas. And in a country devoted to tea, the name of a famous brew is a big advantage for a provincial town.
Although coffee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popular, tea remains the brew of choice: China consumes 700,000 tonnes a year.
Nestled in the tropical hills of southern Yunnan province, the streets of Shimao, or Pu'er, are scattered with tea shops and tea houses, posters for famous tea brands -- testament to the leaves' earning power.
Traditionally sold in brittle "biscuits" wrapped in paper and bamboo leaves, the best Pu'er commands prices that rise above $1,000 a kilo.
Unusually for China, where most teas command their highest prices when relatively fresh, the best Pu'er teas are those that have been aged, like fine wines, sometimes for more than a decade.
"I have a sack upstairs that in a year or two should be worth 20,000 yuan ($2,600) a kilo," said tea shop owner Wang Shifang, scooping up small lumps of one of her best teas, shaped like irregular beads, some with a rusty yellow patina of age.
The prized leaves -- some from wild bushes -- are sometimes molded into blocks embossed with poems or lucky mottos, pictures of dragons or even a map of the ancient tea trade routes.
Drinkers tease the leaves out with a special knife and a pair of wooden tweezers for an informal ceremony of up to 20 brewings. Good tea is supposed to change with each round and the best taste slightly sweet after several soakings.
Prices are soaring as a result of demand from dieters abroad and the newly wealthy in China's cities. This is good news for tea farmers, but bad news for Pu'er's modestly paid residents who can no longer afford their namesake drink.
"We haven't drunk it at home for a couple of years now, it's too expensive" sighed taxi driver Lao Dao, sipping a more humble blend from a canister in his cab.
($1=7.676 Yuan)
中國時報-我們為何唱不出〈歡樂頌〉中國時報 2007.05.14
我們為何唱不出〈歡樂頌〉
南方朔
全世界的音樂裡,最受喜愛而且評價也最高的,大概就是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結尾的〈歡樂頌〉大合唱了。
而當我們在哼唱〈歡樂頌〉的旋律時,可不能疏忽了它那種和諧壯美而具有提升作用的曲調,其實是以與貝多芬同代的德國大哲學家兼詩人席勒的九十六行長詩為主軸而發展出來的。但因該詩太長,貝多芬並未全用。在那首〈歡樂頌〉長詩裡,強調的是人的終極歡樂,只有在超越自我限制中始可獲得。貝多芬並未採用的詩句裡,下述八行最為重要:「聚居寰宇的芸芸眾生/你們對同情要知道尊重/它引領我們升向星空/那裡高坐著不可知的神明。」「把我們的帳簿燒光/跟全世界進行和解/弟兄們,在群星之上/神在審判,像世間一樣。」
席勒與貝多芬那個時代,對真善美的價值充滿期待,相信人會被真善美所驅動,脫離偏狹的自私、仇冤、嫉恨等「人不應該在的地方」而向上提升,得到至高的歡樂。但這種向上提升,雖然有過許多榜樣,但更多的例子,卻顯示出故意的向下沉淪,它雖是一種邪惡,但在邪惡裡其實也隱藏著一種令人樂此不疲的另類歡樂─精神煉獄的〈歡樂頌〉。因此,美英近代評論家羅甘.史密斯(Logan P. Smith, 1865-1946)才會如此說道:「未耕的田會開出野花;但未耕的心無野花;而是會長滿莠草,還有那呱呱鳴叫的蛤蟆!」
而人性的向下沉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對記憶的操縱了。多數人都當記得威爾《一九八四》這部作品裡就曾指出在某種政治生態下,會出現一個「真理部」,它所從事的工作是:「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控制了未來;誰掌握了現在,誰就擁有了過去。」近代的權力和以往的權力最大的不同乃在於它意圖控制的已非現在而已,還包括了過去和未來。「真理部」不斷增添、補強、扭變,甚至去編造著過去的記憶,這樣的戲碼已在包括台灣在內的許多地方上演著。只是主角已非「真理部」這個單位,而變身成了媒體和影像設計師之類的新角色。他們是現代版的魔法吹笛手,而人們則成了新的老鼠群,在魔音摧腦的恍惚裡,被帶領著奔向他們不可知也不可自我掌握的命運。
不久前,哈佛心理系教授沙克特(Daniel L. Schacter)曾出版《記憶七罪》。他指出,人們的記憶極為脆弱而不固定。有時候我們讀別人的書,不知不覺記下來後,有一天自己寫文章時會以為是自己的創見,哲學家尼采和盲眼作家海倫凱勒都有過這種不自覺的抄襲。這是把別人說的事情內化成自己的一部分。曾有一個越戰退伍老兵虛報戰功,不斷宣稱他曾參加一次他其實根本沒有參加的行動,在他講久了之後,真正參加過那次行動的士兵遂積非成是,確信「沒錯,那次行動他真的在,我記得沒錯」。這是人們在不斷的被提示後,會把別人的記憶,甚至還是假記憶,內化成自己的真記憶。
而最極端的,或許是數年前鬧成軒然大波的「記憶騙術」案了。二戰期間,有個猶太小孩,他出生後即被瑞士家庭收養,過著安全的生活,並未進過任何集中營,但一九九六年他卻以筆名威爾柯默斯基(Binjimin Wilkomirski)發表了《斷簡殘篇》一書,以一個被關在集中營的小孩的眼光來看猶太大浩劫,由於表現獨特,文筆生動,因而轟動一時。但兩年後他的騙局終被揭穿。但在真相曝光後,他卻仍鐵齒說那確是他的記憶。這起世紀型的「記憶騙術」案,合理的解釋是:(一)控訴猶太大浩劫,乃是永遠「政治正確」的選擇,於是他遂自覺的閱讀別人寫過的相關書籍,以虛構當真實的方式,創作了一部冒充記憶的著作來沽名釣譽。反正這種書不管怎麼寫都不可能被指責。靠「政治正確」而用假記憶來行騙,他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二)則是猶太人的身分,使得他在長大後閱讀了相關的書藉,遂使他進入了一個真假不分的移情聯想狀態中,他明明沒有任何集中營經驗,最後卻在「身分認同」、「記憶認同」下,幻想出一堆場景,而後幻想變成記憶。如果這種解釋是合理的,他就沒有用記憶行騙,而是該去看精神科醫師!
由上述著名的案例,已顯示出記憶的脆弱性,以及它可以被文字語言和影像的置入而重構的可能。也正因此,我們遂看到了近代政治和社會裡為何玩弄及操作記憶,甚至無中生有的製造記憶等事例不斷的發生了。
例如,俄共與中共在早年革命後,特別喜歡玩那種「憶苦思甜」的記憶鬥爭遊戲。他們總是可以找出各行各業的過去受害者來強化過去痛苦的記憶,藉著「憶苦」,一方面合理化了他們現在的迫害,進而可藉此創造出一種「政治正確」來鞏固其一元價值。毛澤東那句「階段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可以說即是記憶鬥爭的極致名言。而我們也知道記憶鬥爭遊戲,其實也是一個把現在永遠定格在過去的遊戲,天天在搞記憶鬥爭的人,已不可能看到現在和未來。它終將被未來即將到來的歷史所埋葬。俄共及中共的記憶鬥爭蹉跎掉它們至少卅年的時間。而現在我們台灣也正玩著族群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遊戲,不也同樣付出了蹉跎未來的苦果嗎?而除了蹉跎外,這種鬥爭還惡化了貪腐、分贓、說謊、社會分裂等現象,並在護短下自我原諒。難怪人們距〈歡樂頌〉也就愈來愈遙遠了!
例如,我曾指出過性侵兒童在一九八○年代,突然歇斯底里的一窩蜂般變成「政治正確」的新問題。許多「記憶恢復專家」以提示、誘導,甚至軟性強迫的方式,將並不存在的性侵記憶植入兒童的意識中,這種「植入假記憶」的問題,最後在加州麥克馬汀幼稚園案被揭穿,當時法官即怒斥以「真實」為名的「記憶恢復專家」曰:「你們把全天下的老師父母都說成是色魔,這對你們有甚麼好處!」
而最赤裸裸談記憶的,則無疑的要算美國的約翰瑞東(John Rendon)了。他否定記憶、知覺,甚至歷史判斷的客觀性,認為權力加上金錢即可改變一切。因而他和其手下傅樂兒(Linda Flohr)自稱「知覺經理人」,透過收買媒體,製造畫面與敘述來重造記憶和意識,遂成了他們的專長,他們曾是中情局各種知覺計畫的唯一承包商,在製造記憶上立下許多汗馬功勞。一件事情只要天天講,無論它是多麼的不真,講久了當然就成了唯一的真理。
也正因此,現代人已必須憬悟到,人類有關自由的鬥爭,早已不再是傳統的那些項目了。近代的權力由於媒體時代的到來,權力的運作範圍早已擴大了時間、意識、記憶這些領域,如果不對這些問題有所警覺,人就難免會淪為自以為自由但其實那是一種被操弄下的自由。面對愈來愈多媒體在扮演「真理部」,意圖控制過去和現在,進而控制我們未來的此刻,大家又怎能不提高防衛能力呢?
|
|||
|
|